预售 汗青堂117 商品帝国 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 弗兰克·特伦特曼 著 围绕600年消费文明发展史社会观察书籍 世界史全球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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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 汗青堂117 商品帝国 一部消费主义全球史
定价: 148
ISBN: 9787522509341
作者: 弗兰克·特伦特曼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10
装帧: 精装
开本: 16
◎一部围绕600年消费文明史的社会观察巨作
作者曾主导耗费达500万英镑的“消费文化”研究项目，团队专家超过60位，来自时尚、地理、商业和法律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15—21世纪的消费现象。
◎一部讲述现代物质世界物与欲的消费史诗
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和如何消费等棘手问题，讲述了我们是如何逐渐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的，以及这一切是怎样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
◎客观看待消费主义，赋予物质渴求更多合理性和价值
物质欲望不是一项现代发明，了解其来源和增强的过程，有助于跳脱开道德争论的束缚，得出更加慎重的关于消费及其结果的评价。
本书叙述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的理念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演变的历史，以及它对社会多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和之后的发展趋势。本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明末中国开始写起，论述了全球三大消费模式。之后，特伦特曼追溯了贸易和帝国对全球消费和品位的影响，咖啡、烟草、印度棉花和中国瓷器等以前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征服了世界，并探索了人们对于家居、时尚服饰和便利性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需求改变了私人和公共生活。
作者详尽的描述表明，消费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现象，有着悠久、多样化的丰富历史，同时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19世纪和20世纪带来了百货商店、信用卡和广告营销，但也带来了道德购物者的崛起、新一代人的身份和最终亚洲消费的复兴。作者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对我们不懈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这一全球挑战提出了长远的看法。这部著作兼有专业精妙的学术研究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技巧，呈现了在过去数个世纪，那些诱惑我们并且丰富和动摇了我们生活的商品史诗般的历史。
弗兰克·特伦特曼，作者 弗兰克·特伦特曼（Frank Trentmann），196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后就读于汉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现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历史与社会科学教授；其研究主要关注消费、政治、道德和物质文化，曾主持经费高达500万英镑的“消费文化计划”，并多次因学术声誉和相关研究获得荣誉称号和奖项；相关著作有Free Trade Nation、Consuming Cultures、Global Perspectives等。
译者 马灿林，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已发表多篇论文和译稿。
译者 桂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和抗日战争史，在《历史教学问题》《盐业史研究》《浙江档案》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第8章
亚洲消费
到目前为止，消费的故事叙述的基本上是关于更多的消费。在当代亚洲，“更多”则成为“最多”。出现了一系列消费浪潮，第一波始于1955年的日本经济繁荣。接下来席卷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席卷了1979年以来的中国，最近又席卷了印度。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0—2002年，有12亿人摆脱了贫困，其中近10亿是亚洲人。自2012年以来，增长速度已经放缓。然而，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加入购物大军。在战后的“奇迹”中，西欧人花了10到15年的时间，一半家庭才有了电视，20到25年后冰箱才进入他们的家门。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仅用了10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用的时间甚至更短。洗衣机、音响和录像机——几十年来，这些商品在西方陆续进入家庭——几乎同时进入了中国家庭，无论家庭贫富，都是如此。1
是很容易实现的，尤其是对中国而言。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购买国，拥有住房的人口比例也最大。2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然而，人们对生产的关注与对消费的关注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对血汗劳动和生态崩溃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是对“消费主义”狭隘得多的关注，后者的线索来自豪华购物中心和上海保时捷车主俱乐部的会员。
历史不是一颗水晶球，但它可以将当前的转变置于更长远的视角下来看待，帮助我们理解亚洲各个社会是如何消费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消费方式。将日本、中国和印度一起置于消费的发展历史（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追溯了这一脉络）中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立即看到一个重大区别：几个连续的发展阶段被压缩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崛起、寻求家庭舒适的文化、城市化、可自由支配开销的增加，以及住房拥有率的提高——这些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历时四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蓬勃发展的社会——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以及此后的中国和印度——里，这些转变或多或少是同时发生的。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涉及消费在历史变化序列中的位置。当茶叶、瓷器和棉花在发展超前的荷兰和英国兴起时，这些国家已经进入城市社会了。工业革命紧随其后。此外，在西方的许多地方，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消费者的权力借鉴了援引政治权利的公民传统。亚洲的案例提醒我们，历史的发展并不都是如此。在中国和日本，情况正好相反。两国在开始工业化时，都主要是农村社会，它们在实现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现代化了。最近消费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大规模移民，数以亿计的人在城市定居，而这些城市往往都是新兴城市。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家庭的作用。同样，公民身份的阶段也颠倒过来。在西方，政治权利首先出现，然后扩展到社会权利。远东地区跳过了第一步。公民身份意味着义务，而不是权利。为了换取保护和一些社会支持，公民有义务支持国家。这就形成了一个与自由主义西方——在那里，公民消费者将对个人权利的需求同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联系起来——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印度走的是民主道路，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也要求公民成为生产者，个人的愿望要服从于独立国家的集体利益。
和以前一样，接下来的论述不会试图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国家文件，也不希望描绘一幅东方与西方对抗的单色画面。相反，在选择性的专题比较帮助下，我们将设法概述主要的发展情况，找出差别和相似之处。由于关键变化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有时需要并行查看不同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进行比较。
本章主要关心三个问题。首先，最近的物质飞跃在多大程度上与过去决裂？第二，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是否像一位中国专家警告的那样，正在转向美国的“用完即弃的消费生活方式”？3最后，还有政治。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消费的增长与公民社会、公民身份和社会民主的兴起密不可分。在以强势国家和弱势个人权利为特征的政权中，处于自由主义和共和政体的栖息地之外的消费，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动物？
渐 强
对任何故事来说，起点都塑造了寓意。日本（1955—1973年）、中国（1979—2011年）以及印度（2003—2008年为8.7%）的GDP年增长率超过10%，这非常惊人，以至于大多数评论者将日本奇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1991年印度的自由主义改革视为这几国各自的起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大众购买电视、汽车、空调和其他许多产品的实现，是由于经济的显著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更多的选择。4
问题是，如果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近期的戏剧性事件看上去是否还堪称同样剧烈的转折。事实上，正是尼赫鲁对印度的愿景，与商业发展的长期道路产生了短暂而巨大的偏离。短缺不仅影响到商品，而且影响到维持这些商品所需的服务。商店、磨刀匠和自行车修理工几乎都从城市景观中消失了。5与此同时，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钟声敲响时，印度同命运订下了约定并背弃了世界。对尼赫鲁来说，独立要求自给自足，是建设工厂和发电站，而不是购物。消费带有帝国的污点。印度洋地区一度是全球交流的十字路口，此刻却几乎停滞不前；1947—1990年，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2.4%下降到0.4%。6之后的自由化，需要被视作回到一个更古老的历史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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