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迈锡尼线形文字B被辨读出以来，我们所掌握的最早的希腊文献的年代向上推移了500年。年代背景的深化改变了希腊思想起源问题所处的整个范围。如迈锡尼泥板文书向我们显示的那样，最古老的希腊世界在很多特征上都接近同时代的近东各国。克诺索斯、派罗斯和迈锡尼等地的线形文字B文献，以及乌加里特、阿拉拉赫、马里、赫梯的哈图萨斯等地发现的楔形文字文献显示出来的，都是同一类型的社会组织、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相近的人文性。而当我们阅读荷马史诗时，情景就变了：在《伊利亚特》中出现的已经是另一种社会和另一个人类世界，仿佛自荷马时代起，希腊人再也无法准确理解他们所属的迈锡尼文明的真相，他们以为，行吟诗人再现的就是过去的迈锡尼。
对于希腊人历史上的这一断层，我们必须努力澄清它，准确界定它。正如尼尔逊（M. P. Nilsson）指出的那样，古典希腊的宗教和神话确实直接扎根于早先的迈锡尼文化。然而在其他方面，裂痕则显得相当深。公元前12世纪，在闯入大陆希腊的多利安人部落的推进下，迈锡尼势力土崩瓦解；在那场依次席卷派罗斯和迈锡尼的大火中，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摧毁，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神王这个人物从希腊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迈锡尼制度的瓦解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希腊人本身，改变了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某些心态。此后希腊又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希腊的中世纪”的漫长而黑暗的隔绝和恢复时期，但从那时起，神王的消失就为黑暗时代之后出现的两种相互关联的创新做了准备，这两种创新是：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事实上，在几何风格时代（公元前900―前750年）后期，当希腊人在欧洲和伊奥尼亚恢复了与东方中断了几个世纪的交往时，当他们透过当地保存下来的文明重新发现了自己在青铜时期的某些历史特征时，他们没有像迈锡尼人那样走模仿和同化的道路。在东方化的鼎盛时期，希腊文化面对亚洲确立了自己的形象，仿佛正是由于恢复了与东方的接触，希腊文化才更清楚地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希腊的特征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思维模式来认识，在希腊人看来，这种社会生活形态和思维模式确定了希腊的独特性和它相对于野蛮世界的优越性：他们取消了那个在秘密宫殿中不受限制和控制地行使最高权力的神王，政治生活成了公众集会广场上人们公开辩论的内容，参加辩论的是被定义为平等人的公民，国家是他们的共同事务；与王国礼仪和王权神话相联系的古代宇宙谱，被一种新思想所代替，这种新思想试图在宇宙各组成部分的对称、平衡和平等的关系上建立世界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