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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丽娟，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纵向项目多项，在《经济学动态》《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土地科学》等多种学水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励。
　　
　　洪名勇，1966年生，贵州大学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教育部农林经济管理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省管核心专家、省管专家、贵州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省优秀科技工作者、黔灵学者，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和贵州大学博士导师。
　　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农村经济研究。在制度理论、农地制度及贫困研究方面贡献突出，获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费孝通田野调查二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全国性奖励，3项成果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7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出版教材3部，教改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农林经济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社科管理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在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20余部，8部著作人选择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图书（6部还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是起草“黔中经济区规划”和“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的重要参与者。
内容简介
　　农地制度的改革是从村庄开始的，农地制度安排也是在村庄这个层面得以实施的。中国农地村庄层面的改革为著名是安徽小岗村和贵州省安顺市的常家寨。本专著对常家寨进行深度调研，利用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量历史资料，对村庄层面的农地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对该村庄1978年初开始的改革进行深入调研，对该村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整村庄调查分析。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度思考，对村庄过来发展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议。
目录
第一章 农地制度与村庄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第一节 农地制度与村庄发展：理论逻辑
第二节 农地制度与村庄发展：分析框架

第二章 “七权同确”的农地改革与塘约村的振兴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文献综述、分析框架
第三节 塘约村的改革与振兴

第三章 农地“三权”改革与大坝村发展研究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理论基础
第三节 精英治理下的大坝村
第四节 大坝村的“三权”改革
第五节 改革绩效
第六节 结论与建议

第四章 “三变”改革与舍烹村发展研究
第一节 导言
第二节 理论机制与逻辑
第三节 “三变”改革与舍烹村发展a
第四节 难题与建议

第五章 农地制度效率递减与村庄低水平均衡陷阱
第一节 改革前的常家寨
第二节 突破“生产队”的制度藩篱：定产到组
第三节 常家寨的变化
第四节 村庄发展为什么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制度效率递减

第六章 农地制度两次改革与小岗村发展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分析框架
第三节 小岗村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土地是财富之母、发展之基、民生之本，关系国计民生。土地问题不仅是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对于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而言，土地不仅是财富的重要源泉，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生产及行为活动的空间。从财富生产的视角来看，土地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土地禀赋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取决于土地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果与配置效率。而这种配置效果、配置效率的高低与土地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因为土地制度安排激励有关行为主体土地配置要素的投入，不同要素的投入将影响土地资源的产出结果与效率。正因为如此，对于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来讲，土地制度是最为根本的制度安排。就中国土地制度对发展的影响而言，不同土地制度安排的绩效是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和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农民将自己的资源及劳动力时间配置到生产活动之中，短期内使单位土地资源的产出大幅度增加，实现了中国农业快速增长。农民土地入股自愿、退社自由的制度安排，不仅给农民充分的资源配置权，而且农民还拥有用手投票权和用脚投票权，这给合作社经营主体足够的经营压力，使其在竞争中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经营之中。结果，土地合作社超越了土地农民产权制度安排，推进了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在人民公社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下，人民公社负责人的前途与经营无关，公社负责人完全没有经营、管理好公社的动力和压力。在人民公社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下，中国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不少地区农村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使生活于村庄之内的村民能够生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才会在知道自己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惩罚时，仍然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行包产到户。正是这一“包”推进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不仅赋予农民耕地要素、劳动时间、品种选择等进行灵活配置的权利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而且还赋予农民生产剩余的财产索取权。这一制度安排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
　　对于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讲，我们都知道，在一定条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都会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增递减规律。与土地要素投入一样，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某一制度安排也有边际报酬递增递减规律。不可否认，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承包制在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减少贫困及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知心理及观念等的变化，农地家庭承包制的边际报酬也由递增走向递减。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选择贵州湄潭、江苏苏南、广东南海、北京顺义等地进行农地制度改革试点。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试验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成功经验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全国推广。我们知道，中国制度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之路，农地制度改革也一样。针对农地制度运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我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近年来，在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之下，各地区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在推进农地流转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农地流转一方面促进农地由“资源”向“资产”、农村闲置“资金”向“资本”、农户身份由“农民”向“股民”的变化，推进农地制度安排的创新；另一方面，在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总结和研究。例如，农地流转空间规律性、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农地流转与非就业的内在逻辑、农地流转与农民增收、农地抵押贷款、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带来的危害、农地流转过程对农民权益损害，等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进行理性反思与探讨。更何况从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均用相当的篇幅对农地制度改革与流转进行了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可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因此，对农地制度与流转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研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瞄准农地制度改革与流转中存在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我们组织有关学者、专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以“农地制度改革与流转研究”丛书形式，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意义重大。本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努力，丛书是不可能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在此，对他们的支持和努力表达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