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产业思维下的创新方法论
中国现代白酒产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了不同周期，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快速发展的辉煌历程，在经济下行、竞争激烈的当下，正面临着少有的困境。本书立足于多年行业内成功实践经验，以全产业思维的开阔视野，提出了创新的行业进化论。作者结合中国历史积淀下来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合”文化，以“合力”的哲学思想为核心，创性地提出白酒产区概念，详细讲述白酒如何通过产区战略形成全产业链平台，打造产区品牌，聚合发展，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白酒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极富参考价值的思路。
2.中国白酒国际化之道
与法国葡萄酒、英国威士忌、俄罗斯伏特加、日本清酒等世界名酒相比，中国白酒国际化的脚步远远落后。怀着推动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谢明结合多年深入观察与思考，在本书中指明了中国白酒国际化的核心逻辑：通过产区化与数字化的聚合，提高白酒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其中产区化是中国白酒文化的外延与结果，数字化是技术与营销的合力。中国白酒应以优质产区为根基形成品牌，再以品牌拉动产出，以产品提升品牌，终提高中国白酒的国际品牌认知度。为中国白酒产业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白酒品牌走出去指出了创新性的道路。
3.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中国文化走多久，白酒就能走多远。白酒产业的发展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酒文化，同时，白酒的固态发酵、饮酒习惯、品酒文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书中提出的产区概念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传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为白酒的酒品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价值。只有文化真正“进入”，才能够真正扎根海外市场。书中提出的产区战略和实践方案，背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促使企业管理者思考如何以文化为载体推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自身的影响力。
4.创新、担当、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本书深入观察、总结与思考了中国白酒产业的发展、市场特征、消费者需求变化等白酒产业的历史与现状，立足于全行业的发展，以整合全产业链的大格局与魄力，提出了白酒行业新时代发展的创新解决方案，助力白酒中小企业实现聚合发展并走向世界，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不断创新、承担行业发展重任的精神，以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
在长期实践中，谢明先生对白酒行业形成了的独特认知。谢明厘清了白酒产业本质，强调中国白酒是具有文化属性的快消品，可以跨越周期，伴随农耕文化而生生不息，将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价值崛起。
作为成功的行业践行者，谢明先生在长期企业实践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市场营销方法论、产融一体经营理念、以及经营哲学——秉持“和合而行”的企业哲学，谢明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儒家和合思想中，构建了适配白酒行业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本书完整体现了谢明先生对白酒产业的的认知、实践和方法论。
目 录
温情与敬意
一章
01
重塑认知：白酒的国家战略价值
盛世华章：高光产品见证时代荣光003
丝绸：古代中国征服世界的“软黄金”004
陶瓷：影响全球生活的“白色黄金”007
茶叶：东方树叶的千年进化009
巴拿马金奖：中国白酒业的荣耀丰碑013
传统瑰宝：白酒当为代表性传统产品018
战略之选：白酒产业纳入国家战略的要性028
构建界产业集群的要选择030
打破烈酒市场西方主导局面033
第二章
02
产区革命：从香型到地标辨识度
香型时代落幕，产区时代来临039
香型时代的辉煌与局限040
产区时代来临043
世界酒产区的启示048
白酒金三角的实践与探索055
白酒金三角的自然特质056
中国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的原乡059
大国气魄，跨越山海：白酒产区走向世界064
打造地理标志产区067
产能向优质产区集中071
产区新使命：打造中国白酒的“波尔多”074
产区孕育品牌，品牌带动产区079
产区建设要打破行政藩篱081
第三章
03
品质信仰：敬畏自然，坚守传承
破除原酒三大误区，引领行业新风尚091
认知误区091
消费误区094
标准误区097
砍掉溢价，回归白酒本真100
品牌向左，产区原酒向右100
产区酒与品牌酒共存106
时间是白酒的极配方111
举杯即向时间致敬114
泸宜遵全产业链思维创新之道117
共创共建共享120
未来的百亿酒企128
白酒有可能成为消费奢侈品132
04
第四章
寻找共点：技术与场景创造需求
拥抱AI：技术驱动增长137
数据资产的核心力量139
老字号酒企的智能制造141
泸宜遵产区的数字化尝试147
从厂商主导到消费主导151
从悦人到悦己151
产品呈低度化趋势154
年轻人正成为白酒消费的主力军156
酒企需运营破局158
新周期营销创新一性原理162
四大名酒的拍卖与收藏167
另一种未来：庄园模式170
消费者教育共点创造需求175
第五章
05
兴衰启示：龙头企业生死法则
打垮龙头企业的是自己，不是别人183
老窖一马当先，天生英雄出我辈183
五粮液异军突起：世纪之交的风暴187
茅台力压群雄190
三任团队接力，老窖王者归来194
国窖1573方法论197
“双品牌”战略重构价值坐标系201
双轮驱动、产融一体206
技术营销与文化营销220
和谐董事会文化与贤者同舟共济231
培养和保护有战斗力的人才团队236
杰克·韦尔奇想成为泸州老窖一员238
白酒产业发展正当时243
白酒的周期性244
继续看好白酒的未来247
第六章
06
未来之路，和合而行
文化赋能时代到来255
酒是文化传承的载体256
文化赋予白酒强大的生命力259
看不见的三大隐形门槛264
合本质之力，循商道之势271
酒企要当“四好企业”271
消费降级，体验升级272
国际化破题276
渠道重构277
家族文化传承的载体279
和合而行，可持续发展283
酒与远方285
产融一体的全球视野288
产区白酒产业公链293
后 记297
策划人说303
参考文献309

谢明
中国酒业协会固态白酒原酒委员会理事长
泸州老密集团蓝事局原主席、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原童事长华西证券原党委书记
四川发展纯粮原酒股权投资基金原童事长家白酒（特邈）评委
一章
重塑认知：白酒的国家
战略价值
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产品，需要产品国际化。
—— 谢明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都会有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力的伟大的产品。如汉唐时期的丝绸，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茶叶。现在中国的伟大复兴、深刻变革，也要有伟大的产品走向世界。作为农耕文明孕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载的传统产业的白酒，具有跨越千年的持续竞争力，应当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伟大产品之一。
盛世华章：高光产品见证时代荣光
在人类商业文明的星河中，每一个盛世都宛如璀璨星辰，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而这些盛世的高光时刻，往往伴随着一些标志性产品的闪耀登场，这些产品如同“超级符号”，既承载着时代的工艺峰与审美密码，又暗藏着经济形态演进的基本逻辑。
汉唐的丝绸、宋元的瓷器、明清的茶叶，便是这些高光产品中的杰出代表，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辉煌成就，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这些跨越千年的商业符号，不仅是东方智慧的具象化表达和时代的物质结晶，也是文化、经济与对外交往等多领域繁荣的生动写照。当我们以现代财经视角重新审视这些“老物件”，会发现它们早已超越物质形态，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基因的密钥。
丝绸：古代中国征服世界的“软黄金”
丝绸是中国早的全球化爆款奢侈品，也是古代世界一个进行全球产业链运营的商品。
1世纪时，罗马贵族疯狂追捧中国丝绸，甚至导致罗马帝国国库白银外流。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抱怨：“罗马每年至少花费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购买东方奢侈品。”后来，萨珊王朝垄断中转贸易，将中国丝绸经层层加价转售给罗马帝国及后续的东罗马帝国。
丝绸常被汉朝用作赠品，如“岁奉匈奴絮缯酒米”。根据《汉书·西域传》来估计，汉代丝绸年出口量可达数万匹，价值相当于数百万钱。汉武帝时期，丝绸不仅是奢侈品，也是“战略武器”。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年），张骞“凿空”西域，正式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通道，丝绸成为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携带丝绸等汉朝特产赠予大月氏、乌孙等国，作为外交礼仪与建立友好关系的象征。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表明，丝织品（如帛、缣）在边关日常支出中占有一定比重，多用作接待西域使团、补充驿站廪给或充当大额支付手段。这种“丝绸外交”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表现。
唐代是丝绸出口的黄金时代，长安成为国际商贸中心，丝绸生产技术达到峰。丝绸之路在此时达到鼎盛，唐代长安西市是胡商聚集之地，出土文书与文献记载显示，粟特、波斯、大食等商人活跃于此，主要从事珠宝、香料、药材等商品交易，丝绸亦为重要的交换物品之一。据《新唐书》及长安西市出土文书记录，唐朝鼎盛时期有波斯、粟特等“胡商”，在西市“柜坊”或“波斯邸”将带来的金银器、香料、宝石等贵重物品兑换成开元通宝或丝绸，再采购蜀锦、瓷器等回程货物。敦煌文书曾记载波斯商人用30斤胡椒换一匹蜀锦，可见来自东方的丝织物对域外的吸引力之大。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撒马尔罕（飒秣建国）为西域一大都会，“异方宝货，多聚此国”。结合粟特文古信札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可知，以撒马尔罕为据点的粟特商人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深度参与丝绸、香料、珠宝等奢侈品的转运贸易，在唐代尤具垄断之势，其中，丝绸贸易占比很大。广州、泉州成为主要港口，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将丝绸运往中东、东非。 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用白银大量采购中国丝绸，再转销欧洲。奈良时代，日本遣唐使船反复运回蜀锦、吴绫、越罗等高级丝织品，正仓院与法隆寺所藏唐绫、蜀锦残片即为明证；日本朝廷设织部司仿制唐锦，更诏令贵族女官礼服用“唐衣”，使丝绸取代麻布，催生“十二单”等唐风礼服雏形。
天宝年间（742-756年），长安西市胡商云集，仅官方记录的丝绸年出口量就超过30万匹。现存粟特文古信札（4世纪）把丝绸写作“pirchik”，作为待购商品或账目标的；而吐鲁番-西州汉文契约（7-8世纪）屡记粟特商人“用13-18匹绢买马、骆驼”，可见“绢帛即现金”早已通行，粟特人以丝绸支付货款。西域出土的唐代契约显示，丝绸可用来购买土地、奴隶甚至抵偿债务。
安史之乱后吐蕃切断河西走廊，大唐被迫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这场古代版的“供应链重组”，让广州成为一个国际商贸港。《旧唐书》记载，每年从广州出口的丝绸达120万匹，占全国总产量的40%。更值得关注的是，“黑石号”沉船（9世纪沉没于印尼海域）被发现：船上6万多件唐代文物中，5万多件为长沙窑瓷器，但船体压舱物竟是成捆的丝绸。这说明丝绸在远洋贸易中仍是“硬通货”。
中国对外严格保密养蚕、织锦技术。唐代法律将蚕种、养蚕技术列为重要管控对象。汉唐通过垄断高端丝绸生产，掌控国际贸易主导权。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6世纪）曾派间谍偷取蚕种，但中国仍保持高端丝绸的生产技术优势。拜占庭直到6世纪才获得蚕种，欧洲12世纪后才开始生产丝绸。尽管丝绸生产技术外流，但“中国制造”的品牌效应延续千年。
到了明代，郑和船队携带的丝绸不仅是商品，而且是“战略信用工具”。在非洲东海岸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丝绸被用作“外交货币”，用来换取长颈鹿等珍稀动物；在印度古里港，丝绸与胡椒、肉豆蔻的交换比例固定为1∶5，形成早期“汇率体系”。这种“丝绸信用”甚至渗透到民间——泉州出土的明代墓志铭显示，当地商人可用丝绸作为抵押物，向钱庄借贷。
陶瓷：影响全球生活的“白色黄金”
陶瓷是古代中国另一个享誉世界的传统产品。中国瓷器出口对世界的影响，堪称一部横跨千年的“文明交融史”。这种来自东方的“白色黄金”，不仅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更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审美体系甚至世界历史进程。
中世纪欧洲贵族用银器进食导致慢性中毒，中国瓷器的普及消除了这一隐患。茶叶、咖啡在全球的流行直接依赖瓷器饮具，如英国下午茶仪式形成于瓷器进口以后。
中国瓷器出口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元、明、清，不断发展繁荣。唐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将瓷器出口至东亚、中东及非洲等地。唐代中后期随着海上贸易增强，瓷器与丝绸、茶叶共同成为重要贸易商品。宋代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的产物。
宋元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对外销售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政府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并由其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
元代，中国陶瓷开始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国制造”雏形初具。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钴料（苏麻离青）来自波斯，纹样融合伊斯兰几何美学与蒙古草原文化。考古发现，浮梁瓷局（元代官窑）的账本中记载，钴料采购占成本的60%，这种“跨国供应链”模式比现代全球化早了400年。
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销往欧洲诸国。郑和船队将瓷器与茶叶捆绑销售：瓷器用于储存茶叶，茶叶则作为瓷器的“配套商品”赠予沿途国王。《瀛涯胜览·爪哇国》原载：“国人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可见当地人对中国瓷器确有浓厚兴趣。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多的一年（1639年）竟达366 000件。明清时期外销瓷的装饰图案大都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中提取并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
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其中欧洲市场销量大。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运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加之因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
茶叶：东方树叶的千年进化
中国传统商品——茶叶也一度让世界惊叹。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逐渐兴起，茶叶开始作为商品在边境交易。丝绸之路打通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开始运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茶叶主要通过骆驼商队运输，由于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运输成本高昂，茶叶在西方成为珍贵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和富商能够享用。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茶叶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因此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日益兴盛。唐朝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茶叶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西方。到了宋代，政府鼓励商业发展，茶叶贸易更是达到了所有的规模。此时，茶叶不仅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被运往中亚、西亚，还进一步拓展到欧洲部分地区。
1700年，英国进口中国茶叶约100吨，到了180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3万吨，占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量的70%。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赚钱的商品，利润甚至超过鸦片。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至莫斯科的这条陆上茶叶之路，每年运输大量茶叶，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
核心。
1793年，马戛尔尼率使团带来的600箱礼物中藏着精密钟表，但乾隆回赠了3000斤茶叶。这场错位的礼物交换，实则是两个经济体系的碰撞。茶叶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燃料”——工人每日需饮用3 ~ 4杯茶以维持体力，茶叶消费量与工业产能直接挂钩。
清代，茶叶出口成为改变世界经济的“绿色黄金”贸易。由于欧洲对中国丝绸、瓷器的需求逐渐饱和，茶叶成为其日常需品。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中国茶叶（尤其是武夷红茶、松萝绿茶）成为全球贸易中非常受欢迎的商品，甚至被称为“绿色黄金”。英国、俄国、美国等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激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需支付数百万两白银购买茶叶，导致英国白银储备锐减；由于大量白银从欧美等地流入中国，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18世纪，中国依靠茶叶贸易吸纳了全球1/3的白银。
由于白银外流严重，英国商人开始使用汇票、信用证等金融工具结算茶叶贸易，这些金融工具催生了现代国际金融体系。
但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在19世纪后期迅速崩溃。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潜入中国，偷走茶种和制茶技术，并在印度阿萨姆、大吉岭推广种植。到1900年，印度茶叶出口量已超过中国，英国不再依赖中国茶叶。加上中国茶叶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期间供应不稳定，美国商人开始从日本、印度进口茶叶。同时，在清政府腐败统治下，茶农为增加产量开始掺假（如添加石膏粉、滑石粉），导致中国茶叶质量下降，国际声誉受损，国际竞争力丧失。而印度、锡兰的茶叶采用机械化生产，品质更稳定，价格更低。
中国茶叶曾以正山小种、武夷岩茶闻名，但因缺乏统一标准和质量控制，终被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锡兰高地红茶取代。中国茶叶的全球化历程，不仅是一部经济史，而且是一部文化交融与产业竞争史。
中国商业文明的基因始终在进化。丝绸的柔韧、陶瓷的精致、茶叶的包容，这些特质塑造了古代商业文明，历史与未来正在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这或许就是商业文明深邃的密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恒。
其实，除了丝绸、陶瓷、茶叶，中国还有一个传统优势产品——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