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国家人文历史》重磅新作！;典读中国系列作品，在典籍中读懂中华文明！《国家人文历史》旗下百万级新媒体矩阵诚挚推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审订推荐！

2.角度罕见，填补市场空白，也是一部阅读门槛较低的史学入门读物。二十四史是了解中国史的基本文献、第一手资料，体量浩大，阅读难度大，市面上罕见介绍其特点、特色的作品。本书则是全面介绍;二十四史由来、点评其特色，能迅速帮助读者建立如何阅读这浩瀚史料的优秀作品，稀缺性较为明显。全书由18篇文章组成，讲解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诞生始末、修撰者人生、各史的优缺点，是一部极佳的史学入门读物。作者均为青年学者或资深作家，汇聚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现代的视角和易于理解的文字介绍这套;巨型史料。读完本书，读者将能直观地感受到为何世界各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能够延绵5000多年不断绝。

3.写法新颖，采用;攻略式;通关式写法，破解对典籍;想读却读不懂的阅读痛点。图书并非常见的古文注释解读写法，也非浅尝辄止的导读，而是将经典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如同将读者带回到二十四史的;修撰现场，将各正史的诞生背景、编撰者人生、各朝代精神风貌、各史书优缺点娓娓道来。二十四史有哪些？为什么被誉为;史家绝唱的《史记》会有那么多事实硬伤？《三国演义》究竟有多不靠谱？李世民亲抓《隋书》修撰，是提前给;玄武门之变写剧本？哪些史实是真的，哪些被篡改过？如何读懂史家的曲笔？读完本书，你将学会如何阅读历史信息，并能迅速把握中国历代王朝的时代特点，进而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

4.四色全彩印刷，图文并茂，翻开就停不下来。本书紧抓年轻人和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与兴趣点，每篇文章解读一部正史，阅读时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极大地降低阅读压力；同时精心选取178张相关彩插，涉及古画、文物、简牍、古籍辅助理解，调和文字阅读的枯燥感，也能让读者对;二十四史、《清史稿》以及史学有更鲜活的了解。内文则选用80克本白双胶纸印刷，既尽可能还原图片的色彩，也减少对眼部的刺激，带给读者视觉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世界各大文明中,为何仅有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不断裂？这得益于中华民族自诞生起便保持的史学书写传统，留下了大量文献典籍，清晰勾勒出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轨迹。在这些文献中，;二十四史无疑极具参考价值。二十四史，指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开始，至清乾隆钦定《明史》为止的24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明朝灭亡间四千多年的历史，被后世合称为;正史。这些史书加起来多达3000余卷，字数超过4700万。本书是一部关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入门读物，完整介绍了这些史书的编写背景、成书过程，并花费大量笔墨阐释每部史书的内容特色、优劣之处。通览全书，读者可迅速大体了解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盛衰起伏，理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与各个朝代的大体风貌。

《国家人文历史》，《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大型时事人文类半月刊，聚焦于讲述中国历史，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5000年来华夏子民的精神世界，是《人民日报》影响力在文化历史领域的重要延伸。自创刊以来，《国家人文历史》坚持;家国情怀、人文精神、历史责任的使命，以;有趣、严谨、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紧跟时事热点的写作特色，月发行量超过60万册，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吸引超过300万粉丝关注，连续十多年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全国百强报刊。

1.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二十四史与古代史学传统2.司马迁不可复制，班固才是榜样《汉书》：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传统3.文辞简约，言有尽而意无穷《三国志》：成了后世影响力最大的正史之一4.它战胜了无数;同行，才来到你们面前《后汉书》：从禁书到;畅销书5.《宋书》《南齐书》史家如何记录父辈的时代6.;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魏书》：流传千古的;秽史7.如何四平八稳地讲好;近代史唐修;二史与;四书的史家笔法8.;贞观修史，未尽实录《隋书》中的隐秘世界9.不那么完美，却充满正义与温情《晋书》：;六朝多少兴亡事总结完毕10.旧版曾不被看好，新版亦未能取代新旧《唐书》：一次修订成全的双赢11.是非曲直未能定新旧《五代史》的千年公案12.;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长繁芜杂乱，让人爱恨交织的《宋史》13.一个;实多疏略，一个;独为最善《辽史》与《金史》：大相径庭的;双胞胎14.匆匆上马，质量堪忧口碑糟糕的《元史》错漏有多少15.耗时近百年，位居正史;难产榜首《明史》：在清初变局中步步为营16.《清史稿》为何没能列入;二十五史夸美清朝统治，敌视辛亥革命17.那些为;二十四史作注的人从《史记》;三家注到;考史三大家18.;学术史上旷古未有之事业出版百衲本和点校本;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读资料。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详述了我国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明末数千年的历史，堪称中华文明史的完整记录。然其卷帙浩繁，常令读者望而却步。本书以20万字的篇幅，细数从《史记》到《明史》24部正史的修撰背景、成书过程、叙事特点与优劣得失，读者既可通过它快速了解中国历代王朝的大体风貌，也能将之作为选读原典的有益索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二十四史阅读指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倪玉平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二十四史与古代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黑格尔中华民族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学遗产，在世界各民族中罕有其匹。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仓颉被尊为;史皇，这标志着中华文明历史记载的开端。自此，中国拥有了连续的文献记载，全面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自然变迁。这些连续不断的记载不仅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也积累形成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而在所有的历史文献中，二十四史无疑是公认的极重要且极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文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延续的详细记录。;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虽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真正可考证的却始于有文字记录之时。在那以前的历史称;史前史，其后才是;信史。仓颉造字毕竟只是传说，殷商以前的文字，目前尚不可考，因此古来虽说尧时已有五典惇史，但真正完备的历史记录可能始于商周之间。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出现了;史;作册;尹等名称，证明史官制度至晚始于商代。20 世纪初以来，通过研究解读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研究者们不仅解开了诸多殷商历史谜团，还对商代史官的职能有了初步了解。在殷商统治阶层的信仰体系中，;天与;帝被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威，无论重大国事还是日常琐事，统治者都通过占卜向神灵寻求指引，以预测事件的吉凶祸福。每次占卜时，占卜日期、卜者姓名、卜问的内容、卜兆所定的吉凶以及卜后的应验等信息，一般都会刻在甲骨上加以记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作;贞人，近代史学家金毓黻认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贞人参与整个占卜过程并负责记录，将结果存入国家档案库。商朝史官的职责远不只是记录占卜结果，他们还肩负记载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的重要使命。商代统治者崇祖观念浓厚，非常重视祭祀活动，会定期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要维持这种传统，就必须清晰掌握先祖世系。史官们把自契以来殷商先公先王的完整世系详细记载下来。西周以来许多文献提到了商的先公先王，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记载尤为系统和条理分明。许多学者曾质疑，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商朝已超千年，如何能够准确还原如此繁复的世系关系。直至 20 世纪初安阳殷墟的甲骨大量出土，学者们才考证出《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史实基本吻合。这既显示司马迁治史严谨，也表明其所记殷商先公先王世系有所依据，可能来源于《史记》所提到的有关文献；而这些文献则应该来自商代史官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详细记载。除了记载先公先王世系之外，商代史官还有记录商王言行和其他国家大事的职责，还要参加祭祀活动，有时还要担任主祭者。所以，王国维在《释史》中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在商代的基础上，西周王朝建立了更为发达的史官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但史官制度不仅未被废除，反而在各诸侯国中更为普遍地确立。在当时，除了周王室之外，晋、卫、虢、邾、鲁、齐、楚、秦、赵、宋、韩、魏等许多诸侯国设有史官，且史官职名五花八门，有史、太史、内史、左史、外史、南史、董史、御史、侍史、筮史、守藏室史等。史官的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周王朝和诸侯国，史官的职责范围颇为广泛。史官记载的重点历来是统治者的言行。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在著名的;渑池之会中，秦、赵两国的史官互记对方国君在会上或鼓瑟，或击缶之事，这表明国际交往是当时史官必记的内容。《史记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这说明有些重要人物的府内就有史官记载其言行。记载史事是编修史册的基础，编修史册是记载史事的延伸和结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编修了不少国史，例如，墨子就声称;吾见百国《春秋》，并提及周、齐、燕、宋等国的《春秋》等史册。《孟子离娄下》中也提到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史册，可惜它们已基本失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先秦时期，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史官是上帝与君主之间沟通的中间人，所以，史官拥有很大的权力，国家的大小事务都要通过他们向神请示才能决断。同样，史官们也把记载国事看得非常神圣，当国家改朝换代，史官们是抱着珍藏的典册投奔新政权的。由此也形成了史官们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君主的善恶是非，都直书不讳，他们视此为天职，甚至愿意为之献出生命。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死齐国国君庄公，负责记录齐国史实的太史便将这件事如实地记录下来;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死太史。那时的史官都是家族事业，这个史官的弟弟们接任太史后，也如实记录下整个事件;崔杼弑庄公，亦被杀死。最后一个弟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晋灵公年少奢侈，又非常暴虐，执政赵盾规劝，晋灵公非但不听，反而派鉏麑刺杀他。后来，赵盾之弟赵穿把灵公杀死。太史董狐就此事写道：;赵盾弑其君。他还拿到朝中出示。赵盾辩解说：;弑者赵穿，我无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就是你作为执政大臣，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就该承担弑君之责。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此称其为;良史。先秦时期的史官还开创了史家以;通变思想总结历史的传统。春秋战国史官掌管文献的职责，不仅要求他们妥善保存这些珍贵记录，还需要他们深入理解文献内容，因此，春秋战国史官普遍对《周易》了如指掌。司马迁认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另一方面，春秋战国史官还有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咨询的重要职责，这也要求史官们不能仅仅掌握部分或碎片化的历史知识，而是要能够贯通古今，通晓历史长河的发展变化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洞悉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充当好统治者的政治顾问。及至西汉，作为史官之后并身为史官的司马迁，继承了通变的史学思想，并将它发扬光大，他以毕生的精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于;成一家之言，撰成凡一百三十篇、共计五十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在这部史书中，司马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了中国数千年历史过程的盛衰变化，并提出了;承弊易变的观点，将通变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司马迁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不溢美，不隐恶，继承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实录精神取材、五种体裁编纂，忍辱发愤，写成记述中国自传说时代至汉初数千年历史的第一部完备巨著，这标志着中国史学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其父、自称均为;太史公。后人附会称汉武帝时所设太史公一职，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实际上太史仅是奉常的属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职务。在上古时期，史官地位崇高，所以;太史公应该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人们对史官的敬称。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长期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就有绍续先人、恪尽史职的志向。他希望能够接续孔子著《春秋》的传统，记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使之显扬于天下，并且已经完成了部分书稿。然而，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却未能随行，这让他感到无比遗憾。封禅的实质是接通天地，沟通天人。但汉武帝却将史官摒弃在仪式之外，这无疑是对史官群体及其职责的最大侮辱，由此，司马谈;发愤且卒，临终之际;执迁手而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司马迁要延续家族的荣耀，继承父亲的志向，;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得到司马迁的承诺后才不无遗憾地舍下毕生志业而去。;二十四史的由来大一统王朝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确立，同时也伴随着史官的流散和史官职权的降低。司马谈发愤而卒、司马迁被施以宫刑，恰如帝制下的史官之象。从司马迁记述司马氏家族世系的过程可以看到，司马迁与其说在写家族的兴衰史，不如说是在写史官的兴衰史，政治的兴衰变迁也由此可窥。在司马迁之后，太史令不再世袭，撰写史书的人不一定就是太史令，以往那种由独立于天子的天文官掌管修史的情况消失了。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汉书》的作者班固的职务是兰台令史，此职务原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在当时是掌管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重要文书的官员。二十四史中的其后各史，均为奉敕编修。其中《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为著作官之作，属个人纂修。自《隋书》《晋书》始，《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不再是个人之作，而是皇家授意史馆集体纂修，为修史制度化的产物。其间，李延寿改写南朝史、北朝史，欧阳修改写五代史，是史家私修、朝廷认可者，为二十四史纂修中的特殊情况。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共计 3 229 卷，约 4 700 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记载的上限黄帝算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述的下限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为止，二十四史记述了中国延续 4 000 多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完全的通史，《南史》《北史》是将几个朝代连续起来的通史，其余都是王朝断代史，即完整地记述一代王朝的始末。断代史首尾衔接，这样，中国从黄帝以来的历史就都有文字记述了。二十四史是到清朝乾隆时期才出现的称谓，是对官方认可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关于诸正史的统称，最早出现的是;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时期，孙权曾对吕蒙说：;（我）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东观汉记》到唐朝中期以后逐渐散失，中唐以后的;三史，一般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从魏晋以至唐朝，三史往往与六经并列，称;六经三史。后来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也叫前四史。唐朝还有;十三史的说法，出现了像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之类的书。;十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到了宋朝，又有;十七史之名，如南宋史学家吕祖谦就编了一部《十七史详节》。十七史，就是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南宋大臣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到大都以后，就曾说过;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的话。明朝在十七史以外，加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顾炎武主张将;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合为;二十二史，但未得官方承认。乾隆时期出现的;二十二史称谓，是增加了清朝官修的《明史》。此时在乾隆的批准下，《旧唐书》也终于;转正，由此有了;二十三史。乾隆朝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初薛居正等修的《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为了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相区别，此书称《旧五代史》，欧阳修书称《新五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隋书经籍志序》中说，继《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在乾隆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崇高地位。1920 年，柯劭忞完成《新元史》。次年，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将《新元史》定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同意将《新元史》列入，而主张将《清史稿》列为第二十五史，或者主张将两书都列入正史，于是又有了;二十六史之说。然而，;二十六史仅为学界的一个说法，并没有像二十四史那样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二十四史之所以被称为正史，既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也与历代王朝宣扬正统观念有密切联系。;正统论将二十四史中的各史确立为正史的概念虽然到清代才正式确定，但这种思想实际上在唐朝便已初现端倪。唐朝创建史馆，由宰相主持监修前朝国史，此后逐渐固化为每个新建立的王朝都必须编纂前朝史书的惯例。这种修史活动有双重目的：既可总结前朝兴衰得失以为借鉴，又能通过历史叙述宣告新朝胜利，为统治合法性背书。唐以后各朝对史书编纂都极为看重，通常由皇帝颁布诏书，确立历史正统观念，并指派宰相负责监修工作。完成的史书便成为官方认可的近代史教材。朝廷严格控制修史权力，禁止民间自行编撰国史，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朝代编写一部官方史书的格局，;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鲜明的官方烙印。东汉明帝曾对班固等人说：;（司马迁）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这既是对司马迁的批评，也是婉转地告诫班固等人不可学习司马迁微文刺讥。对于明帝的话，班固自然心领神会，他批评《史记》把汉家;厕于秦、项之列，认为;汉承尧运，故断汉为代，著为《汉书》。他撰《汉书》就是要论证汉之统治得天之正统，也含有总结历史经验、使之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指导思想上，《汉书》也变成了;网罗一代;述叙汉德，变通史为断代，开纪传史新格局。政治家讲正统，是争取本朝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地位。自秦开始，历代政治家沿着推论五德之运和论大一统两个路子来争取正统，以确立本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从《汉书》开始，;正统论便成为史家修史的指导思想。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几十年，魏、吴均有史官修其国史，推奉正朔，各为正统。而陈寿撰《三国志》，不再局限于魏、蜀、吴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是用统一的眼光剪裁三国国史，反映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最后进入一统的客观历史过程。记述三国史事，有合有分，合则为一整体，纪魏而传蜀、吴；分则各存系统，各为正朔，各有纲纪。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各为;正统，所修;国史无不为自身政权多所讳饰，对并存的其他政权多所诋毁，三部断代纪传史《宋书》《南齐书》《魏书》;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南北各国;莫不自命正朔，重视自己在史书中的位置，而指斥对方为僭伪。辽金宋元时正统之争再次发生。宋初不承认梁（朱温建立的后梁）为正统，但欧阳修认为梁有土地、人民和社稷，行生杀予夺之大权，不应斥梁为伪，这也是为了宋的统系。他通过承认后梁等五代的正统地位，为北宋的正统性找到了历史依据，也就是北宋继承后周而立，后周又继承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从而构建了从唐朝到北宋的正统传承世系。元代修史，杨维桢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载记；有人主张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最后，脱脱采用;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折中办法，承认辽、金、宋的正统地位，从而承认元续辽、金、宋的历史地位。在明代，学者对于元代;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修成的三史很不满意，于是，重修三朝史的建议又多次被提出，杨维桢的主张得到学者的赞同。王洙修成《宋史质》100 卷，以宋为正统，立本纪，将辽、金列为外国，并且尽削有元一代之年号，不承认元朝为正统，于南宋末便以明朝继之。清朝修史，对华夏民族的正统观念十分敏感，在三朝正统问题上，认可杨维桢之说，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其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班固著《汉书》，正史便成为史学的重要门类。《汉书》以一个朝代为;正统，符合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开创了;国亡史作的先端，其后各正史多沿用其例。不可否认，这样编修的正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从权贵、为统治者;溢美;隐恶的情况，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和精神一直存在，;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思想一直是古代史学的主流思想。而且，用正统观念把历史串联起来，使各个朝代政权被列入;正统而取得历史上的联系，这使文化制度也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所言，;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未曾有断裂现象，一种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所以，二十四史中虽不免存在糟粕，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材料，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并对今天的人们一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的许多精彩篇章，如《鸿门宴》（节选自《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伴随着几代人成长。而在高考文言文阅读中，二十四史的内容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国可灭，史不可灭自北宋靖康之变，至元顺帝北逃的 241 年中，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四次;灭国大事：北宋（1127 年）、金（1234 年）、南宋（1276 年）、元（1368 年）相继灭亡。这一连串的;灭国事件，都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在如此巨大的变革面前，修史又有了新的意义。亡国遗民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日常生活的艰难处境交错，生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信念，希望通过史书延续对故国的记忆。新建王朝，特别是金、元两个政权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从先前的中原王朝学习为政之道。了解被征服国家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往往也需要通过修史来进行总结。自杨维桢等人提出;治统即;道统的观念体系后，谁掌控天下，谁就是;正统，因而修;被灭之国史，便成为;灭人之国者彰显其;正统地位的重要文化象征。这里，;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字被赋予了;文化的含义。;金、元灭人之国，均是以少数民族身份通过武力征服手段实现的。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如果完全摒弃先前的文明，新政权必然会出现文化断层，难以治理人口远超本族的两宋遗民。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维系两宋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南宋盛行的理学思想。;国可灭，史不可灭，在这里演绎为;国可灭，文化传统不可灭，修史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信念，在宋、明以来的遗民意识中反映得尤为强烈。康熙十七年（1678 年），清廷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其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参加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其后，黄宗羲觉得编修明史事关重大，不可不问，便动员学生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都会获得翰林院纂修衔和七品俸禄。万斯同谨遵黄宗羲的教诲，抵达京城后甘愿栖身于徐元文家中，而不接受官衔，不领取俸禄，以布衣身份进入史馆参与《明史》的编修工作，;白衣宣至白衣还，意在以遗民身份为故国存史。万斯同全心投入修史事业，《明史稿》草成后不久，他便病逝了。像万斯同这样的史家辛勤耕耘，孜孜不倦，致力于保存文化传统，为亡国留下历史记录。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绵延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类士人将修史视为立身处世的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