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本书带领读者穿越到人类早期文明国家形成的历史，著名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巴里·坎利夫爵士盛赞本书：“历史就应该这么写！”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新作，全书以大历史的纵横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主要关注两河流域也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初民国家，必要时也纳入了对古埃及文明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分析。这是斯科特集毕生功力，综合考古学、生物学、环境史、人口学等多学科的新研究，所写作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本书既有跨越数千年、游走多个人类早期文明的恢弘视野，同时又随处可见严谨、细致、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分析，对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个文明史的大问题，书中提出了若干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2020年阿尔伯特·赫希曼奖获得者的集大成之作，横跨多个学科、于细微处见真章

詹姆斯·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著称于世。为表彰这种贡献，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赫希曼奖，授予了时年84岁的詹姆斯·斯科特。与广博的学识相呼应，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均有着广泛的簇拥，其犹如手术刀般犀利的观点和生动细腻的文风更使其俘获了一众读者。

文明起源的佳作，一本必读的书；2017年《经济学家》最佳历史著作奖获奖作品

本书堪称詹姆斯·斯科特集毕生学识，综合考古学、生物学、环境史、人口学等多学科研究而写就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这部集大成之作必将成为斯科特又一部重要性作品。

在中国，国家早就沉淀为人们思考不言自明的背景，这本书的启发，并非认识国史的新观点，而是将默认的前提重新问题化的努力，以及新角度对比与观察的刺激。多一双比较与打量的眼睛，就会少几分遮蔽与盲从。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对抗充满了欺骗——无权者假装恭敬有礼，有权者则故意夸大他们的名望与掌控能力。如果仅接受这些表面价值，我们将无法把握权力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紧张和内在可能性。

通过考察世界各地文学、历史学、政治文化中的实例，著名政治学、人类学者詹姆斯· C·斯科特深入探讨了支配者与从属群体的公开剧本及潜隐剧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界限。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有权者与无权者会心照不宣地在公开互动中合作共谋，这使得公开剧本往往带有程式化和仪式化的色彩。相对地，任何从属群体都会在其苦难之中创造出特定的潜隐剧本，这些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与实践代表着他们对支配者的某种权力批判。与此同时，有权者亦会发展出他们的潜隐剧本，即那些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措施和观点。

斯科特指出，在公开剧本和潜隐剧本之间最具分歧的地方，话语和权力关系会得到最为显著的表露；两者的交界之处，则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重要地带。这部里程碑式著作，将修正我们对从属、抵抗、霸权、民间文化和反叛背后的各种观念的理解，并为权力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在这本简短易懂、极其个人化的新作中，斯科特论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为什么重要，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发秩序的重要性。

书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也无关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可以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如红绿灯的设置、抄近道形成的小径、地名的设置、林场或种植园的管理、游乐园的设计、科学文献索引体系的意义、养老院与老人间的关系等。

通过带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国家视角，斯科特讨论了许多现象中蕴含的悖论：

例如福特的种植园反映了一些为追求效率而设定的规程反而造成了效率的缺失，危地马拉当地农民的果园看似杂乱无章的表面安排后面之下却又更科学的逻辑。

总之，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大家撰写的关于自发性的随笔集，这本小册子中汇集了对生活中小事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培养批判性思维更好的理解支撑世界底层运转的自我自发秩序。 

有人说，科学前进一大步，诗意就后退一小步。

科学思维的一大功能，就是将复杂事物精简，抽象为几条基本原则。无论是便于规划管理，还是提高生产效率，人们按照这些原则行事，似乎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如此，科学规划产生表面的平等，制造出民主幻影，在科学主义和自由民主大旗的掩护下，所谓“历史终结”也显得底气十足了。古代作家的乌托邦大多在纸上规划，现代国家机器就很难满足于此了。

权力巨兽习得精确的科学语言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将触手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政党组织、意识形态，还是城市规划、农林发展，概莫能外。仿佛一个个确定可解的公式摆在施政者面前，填入正确数值，就能得出预期结果。

在《国家的视角》这部内容丰富且极具原创性的著作中，詹姆斯·C. 斯科特对这种“确定性”展开批判。当然，斯科特并未否定国家干预和社会控制的必要性。他提出的疑问是，为何有着良好意图的乌托邦式大型社会工程往往归于失败，且导致悲剧性的后果？

在作者看来，四个因素的结合使得悲剧很难避免：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斯科特指出，当国家权力坚持推行简单的规划方案，而这种方案对复杂且不易理解之相关性尤显粗暴时，中央主控的社会规划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进而言之，针对社会组织的设计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这样一种认知：即地方知识和实践知识与常规知识和技术知识同等重要。作者列举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并质疑了“发展理论”，同时反对独裁权力主导的规划项目对国民价值、愿望和目标的忽视。

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 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弱者的武器》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人文与社会译丛：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