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家团队尖，内容威、参考价值高：本书源自家重点课题，作者阵容含金量很高，包含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从业者、高校经济学者。很多成员亲身参与对外开放顶层政策设计与经贸谈判，同时拥有学术研究积累。本书具备政府、国际组织、学界多重视角，不是纯理论空谈，具备很高的政策参考价值。
2.紧扣国家顶层战略，帮助政策规划：本书紧扣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贸易强国、“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可为各级商务、农业、金融主管部门，党政智库、政策研究机构撰写开放领域中长期规划、产业扶持政策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可落地实施思路。
3.对外开放的分析框架系统，理论视角有创新：本书跳出传统外贸研究只关注规模总量的局限，划分早年继发全球化与现代化新阶段原生全球化两种发展路径，填补全球价值链升级、开放质效提升、规则制度变革的研究空白，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开放理论。
4.覆盖多个领域的对外开放，协助企业全球业务：全书涵盖农业、金融、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收录大量数据和真实行业案例，针对制造厂商、跨境平台、农业外贸主体、各类金融机构等不同经营主体给出差异化国际化发展方案，无论是传统外贸转型，还是数字新业态开拓海外市场，都能从中获取系统的、可落地的经营指导。
本书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围绕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展开系统研究，清晰梳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长期战略和远景目标。
全书内容贴合当下发展实际，既系统解读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顶层部署，分析数字智能技术带来的开放新机遇，梳理建设贸易强国、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也结合农业、金融、跨境电商等重点领域，给出了对外开放中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具体思路。同时，本书立足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分析了当前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升级路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外产业进入竞争合作新常态等关键问题。
全书的主要结论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原生全球化”新阶段，我国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重要策源地，企业战略、产业规划、政府政策和体制机制都要适应这个新变化，持续拓展人才、资本、技术、产品、服务的双向流通渠道，依托全球优质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世界各国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导言 迈向原生全球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目标与制度保障
一、原生全球化的创新能力：强大科技实力和数智技术发展
二、原生全球化的产业能力：水平型分工与竞争型合作
三、原生全球化的体制保障：提升全球要素聚合能力的制度和政策

一章 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外环境、关键问题和重要标识
一、内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与竞争性关系
二、面向未来：基本面与选项
三、贸易数智化：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新动能
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识：开放型制度设计、水平型分工和全球治理合作

第二章 从“入世”到“十五五”：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一、从出口导向到制度型开放：中国外贸结构的演进
二、中国外贸分行业的特点与优势演变
三、世界贸易格局重构与中国外贸新动能的形成
四、结语与展望：“十五五”开局下的贸易强国路径

第三章 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历史经验、现实挑战与未来战略
一、2001—2025年：中国农业开放发展的经验
二、中国农业开放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定量分析：对外资源依存度现状与农产品贸易趋势
四、2026—2050年：中国农业开放发展新战略
五、结语：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和公正性治理

第四章 中国金融开放的范式转换、演进机制与制度创新
一、中国金融开放的历程沿革
二、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与抓手
三、支持金融发展与保障金融安全“双轮驱动”
四、结论与启示

第五章 从规模先到质效并重：“十五五”时期中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战略与路径
一、发展复盘：规模跃升与生态成形
二、中国跨境电商为什么能逆势而上：九大优势与成功逻辑
三、未来会如何变化：全球变局、机遇重构与风险挑战
四、科技正在干什么：智能体/AGI重构跨境电商全链路
五、企业应干什么：战略创新、风险应对与长期布局
六、政府应干什么：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精准打破高质量发展瓶颈
七、结论

第六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进与攀升战略路径
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演进
二、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竞争逻辑与演进趋势
三、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的转变
四、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内外部挑战
五、“十五五”时期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战略路径

第七章 以服务业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
一、在更高起点上扩大自主开放
二、加快服务领域自主开放进程
三、在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中赢得互利共赢新局面
四、以扩大自主开放赋能共建“一带一路”
五、加快打造以服务业为重点的自主开放新前沿
六、开放是大的变革

第八章 WTO改革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WTO三十年历史回顾
二、WTO面临的挑战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发展趋势
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WTO改革：制度型开放的协同逻辑与政策路径

第九章 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
一、对外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变化
二、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的特点与趋势
三、塑造更好国际环境的实践路径

第十章 水平型开放与竞争型合作：新常态、新战略和标志性指标
一、从垂直型分工到水平型分工：开放新常态和基本面改变
二、以水平型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水平型开放的重要特征：双向均衡开放和中性对待进出
四、水平型开放的若干标志性指标
江小涓 ，主编，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国际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
精彩观点
江小涓 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全球化的推动力依然强劲，特别是数智技术注入强大新动能。要立足水平型竞争，加快完善与开放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保安全，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钱克明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原副部长
新征程的农业开放，承载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参与引领全球粮农治理的多重使命，需要站在新历史方位上进行系统性重塑，从改革、发展、治理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张向晨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中国对外开放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在理念、目标与机制上形成了高度契合的互动关系。应继续在深化国内改革的同时积极参与多边规则制定，实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双向衔接。

马 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贸易强国建设要以价值链攀升为主线夯实动态比较优势，以更高水平的内外循环协同提升开放型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安全的开放型增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金融开放要确立六大战略支点，运用政策目标与工具匹配理论，构建“双轮驱动”的制度支撑体系，提炼统筹开放、发展、安全的系统思维并提出相应建议。

汤  敏 国务院原参事，全球化智库副主任
中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技术、市场、供应链、支付、合规、生态六位一体的创新战略体系，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进一步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体系。

高宇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我们面临外部和内部的深层挑战。要在产业结构、技术能力以及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战略布局，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迟福林 中改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要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自主开放，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形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提升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水平。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任务更加艰巨、优势更加凸显、意义更加重大。要努力塑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增强全球战略吸引力，打造开放合作新范式。
导言 迈向原生全球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目标与制度保障
江小涓
本书源于家研究课题“新征程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的战略定位和重大举措研究”，课题负责人是我和清华大学孟丽君老师，课题团队来自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改院等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各章主笔均为在对外开放领域深耕多年的领导者以及资深学者。研究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达到的目标、制度及政策选择，包括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识和要推进的重点工作，国内改革与开放关系的新特点，数智技术带来的新机遇，走向贸易强国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推进服务业开放和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工作等；二是几个特殊领域迈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景展望和演进路径分析，农业对外开放、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两个挑战颇多又须向前迈进的特殊领域，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需要深入分析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厘清跨境电商这个开放新形态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机遇挑战等；三是国际环境、世界开放格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国开放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包括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进与攀升战略路径、WTO改革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外产业之间的水平型开放与竞争型合作关系的常态化等。
研究团队高度凝练的观点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对外开放是解释中国发展成就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也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原生全球化”，我们的技术和产业“生而为全球”，我国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和贡献者。推进原生全球化需要适宜的制度与政策，促进人才、资金、商品、技术、服务双向便利跨境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并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一、原生全球化的创新能力：强大科技实力和数智技术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差，难以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彼时我们的对外开放是“继发全球化”路径，先国内发展再走向海外：技术进步遵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本土市场验证提升—适配海外”路径，产品出口是“国内市场提升竞争力—出口海外市场”路径，企业海外投资是“国内竞争提升企业能力—海外投资”路径。这些都是先本土历练再走向海外的继发全球化。当下，我们正在全面转向原生全球化开放模式，即技术、产品和服务“生而为全球”：技术、产品和服务同步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从“把全球当终点”到“把全球当起点”的转变。
转变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二是产业竞争力提升，三是数智化技术广泛应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而为世界科技前沿”的技术创新
一是我国研发能力显著增强。研发投入比重较高、规模较大，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3.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2.8%，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国内多个城市在全球创新城市排名中位居前列。我国基础研究底座强大。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人数、发明专利数和论文发表数量均高居全球位，研究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海外级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回国创业者众多，大量海外实验室、科技巨头研发中心落地国内，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高度国际化。西门子集团在中国布局21个研发中心，早期侧重对全球技术底座进行本土化适配，现在多数研发机构的定位是全球产品研发中心，研发项目纳入全球产品规划。二是产业技术水平快速提升。国内许多产业的技术达到全球前沿水平，自身技术发展和开拓全球市场需求二元归一，都需要依托全球前沿技术创新。三是数智化大提升了创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网络空间的全球触达能力和数字化产品的复用能力，使得大模型、平台服务和数据能够以低成本在全球使用，使远在天涯与近在咫尺几乎无差异，这类产品推出之时就天然面向全球用户，而且用户增加能带来更多的数据反馈和迭代能力。开源大模型采用全球开源协作模式，对接全球学术社区，服务全球技术开发者，快速拉平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AI）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大模型的全球使用。中国大模型通义千问(Qwen)发布后，海外月活用户很快达3亿，海外用户占比超过40%，覆盖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大模型*（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月活用户约为10亿，海外用户占比超过85%，覆盖全球195余个国家和地区。
（二）“生而为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以前，一般贸易企业先在国内把产品做优做强再开拓国际市场，加工贸易产品按照外方订单在某些环节为国外企业加工出口商品。七八年前我国出口增长快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还是先开拓国内市场再开拓国际市场。而近两年出口快速增长的“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诸多企业从产品研发之初便面向全球市场和适配海外合规要求，同步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生产。在新创企业中，这类“生而为全球市场”的企业已经成为主要形态，创新起点直接瞄准全球竞争，技术方案天然兼容全球技术标准甚至引导全球标准。百济神州进行全链全球化布局，针对全球未被满足的肿瘤临床需求，药物设计标准同步对标中美欧药品监督管理要求：在临床与*环节，自主主导全球多中心III期试验，同步推进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多地申报；在生产供应链环节，全部遵循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标准，保障全球多国稳定供货。代表产品泽布替尼依靠全球头对头试验数据，成为个获FDA批准的中国自研抗癌新药，海外收入占据绝对主体，超过九成销售收入来自海外成熟医药市场，国内销售额占比不足9%。字节跳动是原生全球化标杆企业，创立之初，产品逻辑、荐算法、产品架构、内容合规各方面同步适配全球市场，无“国内改海外”二次重构，全球月活用户超过10亿，海外收入占总营收的60%以上。位于深圳的机智连接科技（Plaud）公司是2021年成立于深圳的AI硬件企业，起步之初就面向全球市场，产品在170多个国家销售。为支持全球化业务的平稳运行，企业利用亚马逊云科技（AWS）等基础设施进行数据管理、模型推理，满足多国合规要求。还有一些平台依据数据与AI研判能力，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意图，反向定制生产，例如希音（SHEIN）公司精准理解海外消费者需求，依托小单柔性产能快速履约。
（三）“生而为全球产业链”的中间产品创新
我国产业参与国内国际产业分工程度高，有大量企业提供中间品和生产者服务。近些年来，许多企业瞄准全球创新前沿产业链，技术水平直接对标全球尖标准，融入全球高端产业分工。2026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授权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上海的英矽智能科技公司，以独特的AI平台构建竞争力，在企业自身开发原创药的同时，为全球药物研发头部企业进行“AI赋能”，通过输出平台、能力和成果，深度融入全球新药研发的产业链。一是工具全球应用，自研Pharma.AI平台以软件订阅方式提供给全球药企使用，其软件业务已覆盖全球前20大制药公司中的13家，合作方遍及全球；二是能力全球分享，提供从靶点发现到候选药物筛选的多种研发服务，例如与制药公司礼来达成27.5亿美元合作。再如国内近些年新设的半导体企业，基本对标全球高性能标准，服务全球级厂商。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华封集芯企业，专注2.5D/3D先进封装及异构集成技术。公司汇聚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尖技术团队，从研发到生产基地建设直接锚定全球产业高水平，客户以国际半导体巨头为主，已与台积电、日月光、矽品等全球尖封测厂商形成稳定合作。一些传统产业近几年推进的新产品新服务，直接对接全球产业的前沿需求。位于山东烟台的杰瑞股份是国内先的油气高端装备制造商与海外油气工程总包商，近两年面向全球AI算力市场推出模块化燃气轮机一体化供电整套方案，适配海外数据中心自建独立电源的市场需求。自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数据中心供电大额商业订单均来自北美云服务企业，累计签约规模折合金额超百亿元人民币。今后我们会有愈来愈多的企业以先进技术融入或构建全球高水平产业链创新链。

二、原生全球化的产业能力：水平型分工与竞争型合作
（一）水平型分工成为我国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主体形态
技术、产品和服务“生而为全球”，然要求产业整体达到全球较高水平。这正是我们近十年看到的变化：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形态，迅速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有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两种类型。在垂直型分工中，发达国家位居中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低附加值生产活动。水平型分工指在相似产业、产品和技术层面上进行的国际分工，合作者之间的技术和产品水平基本相当。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箱包、电子元器件等产品占比超过一半，进口则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为主。这种大量出口轻纺等低附加值产品、进口高端技术装备的贸易格局，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出口的商品，许多发达国家的产业已少有涉及；而我国进口的商品，国内产业生产制造能力较弱。这种垂直型分工状况使双方产业并无较多竞争性，是以互补合作为主的国际分工。
近些年来，我国产业水平快速提升，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和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水平型分工。从较早时期的家用电器、钢铁水泥，到稍后的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造船、汽车等，再到新近的高铁、光伏、风电、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等，我国产业都进入世界流水平。据我们测算，1992—2024年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水平型贸易占比持续上升，与美国的水平型贸易占比由44.00%升至89.90%，与日本的水平型贸易占比由43.02%升至86.61%。考虑到今后我国产业水平提升速度更快，水平型分工将长期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国际分工的常态，这是我国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基础。
（二）水平型分工与竞争型合作
两种分工模型带来不同的合作关系：垂直型分工以互补合作为主，双方相互加持共同发展，显然这是国际产业分工的舒适区；水平型分工的双方生产相似产品，然形成竞争关系。现在我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两个角度都形成水平型分工，尤其在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商品和绿色产品等方面，相似性上升快，与发达国家产业的竞争合作关系将成为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新常态。当然，竞争关系并不等于对抗，发达国家产业之间都是相互竞争的，70%左右的国际贸易产品都是水平型分工的，各国依然可以在竞争中合作。例如日本、德国、美国、韩国都是汽车生产大国，它们之间的汽车贸易和汽车产业分工依然大量和密集，水平型分工有规模经济、技术特长、产品特性、消费者偏好等诸多原因，这些都长期存在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促进全球水平型分工。
水平型分工也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合作能力。随着产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愈来愈多的高端产品需要进行全球分工。一台EUV光刻机（极紫外线光刻机）里，阿斯麦公司（ASML）自己制造的部分只占15%左右，其余85%左右来自外部。在这类高端产业中，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把数千个、数万个甚至数十万个零件全部做到世界一，须将全球尖的零部件集成在一起，既有当下高水平也有后续快的迭代速度。同时，也只有达到这个复杂产业链所需要的技术和产品水平，才有可能进入产业分工链条之中。近些年来，国内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质量快速提升，有能力与其他先进技术持有方进行分工合作制造高技术产品，进入全球高水平产业分工体系。国内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广受欢迎，在开拓市场的同时能够利用当地科技资源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在AI时代，我国企业进入高水平分工产业链还有独特的能力和优势。我国产业的巨大规模、企业之间的强竞争格局和高水平开源模型供给相结合，赋能许多企业在较为细分的赛道上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并进入全球高水平分工产业链。例如在产品实验和质量检测产业，若实验和检测的标的发生变化，算法就要变，每一个垂类模型都需要大量产品缺陷数据，客户数量少、产业规模小、产品差异度低就无法支撑模型训练，而客户数量多、产业规模大、产品差异度高正是我国许多产业的优势。过去10年，国内半导体行业走完从低端制造到先进制程追赶的完整周期，也催生海量检测需求，2012年设立于苏州的半导体全生命周期专业检测企业胜科纳米抓住这个机遇，以其过去20年积累的知识库为支撑，叠加开源大模型的机遇，完成了基于真实物理场景的可触达、可感知、可交互、可执行的半导体垂直领域大模型ChipMind，成为全球半导体检测行业智能化转型的头部企业。无锡的日联科技已经将累计超过500个不同的算法包用于不同产品检测，形成了一个非开源式垂直大模型及该模型下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小模型，以离线或在线服务全球大量客户群。

三、原生全球化的体制保障：提升全球要素聚合能力的制度和政策
（一）提升低成本跨境要素聚合能力：支撑“生而为全球”的创新
为全球而生的创新中，定有大量科创资源跨境流动。创投资金、人才、数据和市场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哪里的创投环境完善、哪里的各种资源跨境流动便利畅通，各种要素就会在哪里聚集。知识产权保护到位，创新者就愿意进行原始创新；完善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与法治环境，民营企业就会有信心、稳预期从事前沿技术创新。要素流动和海内外上市全流程便利化透明化，合规要求明确，使企业创立初期即可搭建全球知识产权、数据、牌照、税务等合规运作体系，不用后期花较大成本重构，这些都是集聚全球优质创新要素的制度。全球化创新的资源可以内向聚合也可以外向聚合，内向聚合就是外部科技要素流入国内与国内相关要素聚合，落地国内进行面向全球的创新；外向聚合就是我国科技要素走出去与国外相关要素聚合，落地国外进行面向全球的创新。现在，我国GDP规模大，投资比重高，因此我国投资能力和规模已连续几年位居全球一，与国内短缺的资源类要素和较多产业产能的高饱和度相比，资金属于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中的长线要素，全部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降低资金收益，因此通过一定数量的海外投资获得更好的资金回报是投资者的然要求。内向聚合与外向聚合并重，也就是“生而用全球”和“生而为全球”并行推进。
（二）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过去多年我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