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以儒家伦理为视角，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简称“新马”）为中心，以华社、华商、文士、华校、华教、政府为对象，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了从明末至新加坡取消儒家伦理课程当年近四百年时间里，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弘传的历史背景、阶层群体、载体、方式、途径、效果、价值观念、本土化特征及传播规律等。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弘传过程中呈现出的四个本土化特征：从传播群体来看，儒家伦理的本土化呈现出以日常资生事业为主、通俗教喻形态为辅的特征；从传播语言来看，儒家伦理的本土化呈现出多元媒介用语表达的特征；从传播途径来看，儒家伦理的本土化呈现出教材与课程两相配合的特征；从传播结果来看，儒家伦理的本土化呈现出新马国家价值观念认同融合的特征；归纳出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弘传过程中的三条规律：措诸事业、有容乃大与群伦认同。

作者简介

张浩，哲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职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等。出版有《中国古典哲学名著粹言选读》（西北大学，2019年）。

编辑推荐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理论与实践》为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2023年高校主题出版项目。本丛书通过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指示，从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等学科协同的角度，结合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创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引领下，就海洋强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拿出系统的、持续性的、时效性的研究成果。

图书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南海海洋文化与海洋命运共同体

第一节  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

第二节  遣使互访、睦邻友好的政治友谊

第三节  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文明交流

第四节  友爱互助、和谐共生的伦理情谊

第二章  华人移民南洋经过、原因及形态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历史上华人移民南洋的经过

第二节  历史上华人移民南洋的原因

第三节  历史上华人移民南洋的形态

小  结

第三章  早期新马华社与儒家伦理的弘传载体

第一节  庙宇

第二节  义塚

第三节  会馆

第四节  宗祠

小  结

第四章  新马华商与儒家伦理的弘传方式

第一节  个体生存伦理

第二节  家族互助伦理——庆德会

第三节  企业伦理与企业家精神

小  结

第五章  文士与儒家伦理的弘传途径

第一节  驻新领事文官的创办文社

第二节  南来士绅的倡建孔庙学堂

第三节  南洋儒者的普及宣扬儒学

小  结

第六章  新马华校对儒家伦理的弘传与实践

第一节  早期华校与儒家伦理

第二节  校训校歌与儒家伦理

第三节  华文教材与儒家伦理

小  结

第七章 马来西亚华教对儒家伦理的弘传与践行

第一节  华教对公民权利义务观念的灌输

第二节  华教对华文教育平等地位的争取

第三节  华教对兴学育才观念的践行

小  结

第八章  新加坡政府对儒家伦理的弘传与推行

第一节  中学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

第二节  家庭对伦理道德观念的承传

第三节  社会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弘传

小  结

结束语  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的本土化特征及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附录

后  记

精彩书摘

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的弘传是伴随着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闽粤两省人民移居南洋的壮举而产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鉴活动。在华人漫长艰辛的移民、开发和扎根新马两地的历史过程当中，商人阶层不仅充当了越洋行动的先锋队，也成为移民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型态；其次是劳工阶层，这一阶层主要由生活困苦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及被掳掠到此的贸易苦力所构成；最后才是文士阶层，这一阶层主要有领事文官、南来士绅、文人及南渡教习与本地士商等，它相对于商人阶层并不发挥主导力量，而相对于劳工阶层又不占居多数。

由于下南洋的华族先民是以商人阶层和劳工阶层为主体，且知识程度都普遍不高，所以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弘传的本土化过程中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特征：它既非士人阶层所代表的学理严谨、工夫精密的儒家精英文化，也非统治阶级所塑造的礼教意识形态，而主要是糅合了民间文化习俗和佛道宗教信仰，以及吸纳了西方的法律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同时又以伦理道德观念为纲骨整合形成的日常资生事业形态的儒家伦理。日常资生事业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新马两地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方面，华族先民为了谋求个体生存而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华族先贤出于照顾同乡的本心以措诸事业的方式来实现，即将儒家圣贤精神措诸诸如庙宇、义塚、会馆、宗祠、医社、家族互助会、企业、救灾、救国等社会民生文化事业之中。在南洋移民社会，儒家伦理的本地化虽呈现出以日常资生事业为主的特征，但也兼具通俗教喻形态为辅的特征，这主要由于文士阶层自觉致力于儒家文化的普及和宣扬的一种结果。而通俗教喻形态的儒家伦理，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方面，在华商的援引下，无名塾师及南渡教习借助蒙馆、学堂、书院等教学机构向当地学生灌输蒙学经典；另一方面，在华商的资助下，领事文官、南来士绅等通过创办文会学社以及倡办孔庙学堂，向当地士商人等灌输儒家的伦理纲常观念；第三方面，南洋儒士通过编写蒙学读本、主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主题演讲等方式向广大民间社会普及和宣扬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这是从传播群体的角度对儒家伦理在新马本土化特征的概括。

若从传播语言的角度来看，儒家伦理在新马的本土化呈现出多元媒介用语表达的特征。与儒家伦理在中国主要是以华语承传不同的是，它在新马两地的弘传是以方言、峇峇语、马来语、英语及华语等在内的多元媒介用语来表达和传承。早期移民新马两地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两省，他们之间彼此大多以各自的家乡方言进行沟通和交流，为了教化子弟由他们所聘请的塾师在教导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时自然以方言最为亲切方便。当住番华商出于照料海外生意上的方便时，他们认为和当地马来女性通婚是合宜的，其结果就是一个讲峇峇语——闽粤方言和马来语的混合语——的新种族已经形成。华人移民和马来女性的通婚结合，使得儒家伦理的弘传有必要在语言上作出调适和改变，以适应本土化的现实需求。南洋儒者为了普及和宣扬儒家伦理的道德观念，对蒙学读本的改编和译介便采用了马来文为其媒介语，以期满足当地人士的口味需求即是这一观点的例证。此外，由于新马两地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殖民政府为了笼络有社会地位且资产雄厚的华商阶层，他们通过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吸引华商子弟来此求学深造。在学校所聘请的多位英文教习中，有人用英语尝试翻译过《四书》《五经》，有人用英文改编《三字经》，以此来诱导华人学童来此求学。驻新领事文官如左秉隆所创办的雄辩会为了使海峡侨生（峇峇华人）心向中国母邦，采用英文辩论的方式向他们适时灌输儒家伦常道德观念。而本地儒者林文庆和邱菽园所创办的好学会，也提倡会员运用英语、华语、马来语三种语言中的任一语言向大众自由演说并发表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在中学高年级所推行的儒家伦理教育，在施教过程中也主张采用中英双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若从传播途径的角度来看，儒家伦理在新马的本土化呈现出教材与课程两相配合的特征。在新加坡，以李光耀和吴庆瑞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为了培养和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决定在中学高年级开设包括各大宗教及儒家伦理在内的道德教育课程，使新加坡成为第一个设置儒家思想科目的国家。在编写儒家伦理教材过程中，新加坡政治精英和本地学者一致主张教材所汲取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必须适合本国社会的需要，摒弃不适合本国国情的部分。如主张保留儒家关于五伦关系的教导，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教条。同时新加坡的一些小学也尝试在公民与道德教育的课程中融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此还开发编写了儒家思想辅助教材。受近邻新加坡的影响，马来西亚教育当局也将儒家思想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但严格规定所编教材须以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历史故事来教导和灌输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若从传播结果的角度来看，儒家伦理在新马的本土化呈现出新马国家价值观念认同融入的特征。即就是说儒家伦理既是新加坡国家共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马价值观、马来亚精神的丰厚精神资粮。

具体来说，以华商为主体的华族移民群体，对新马两地的经济开发、社会繁荣和文化发展等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西方殖民者和新加坡政治领袖都完全肯定的。但是，随着新马的分家和独立建国及各自的社会转型，老一辈华族侨民身上所保留传承的儒家伦理精神正逐渐被时代洪流冲淡稀释；而新一代华裔由于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缘故又无形中深受西方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对父祖身上那套有深厚文化渊源且传承有自的创业精神和工作伦理显得疏离、隔膜，这让当政的新马政治领袖，尤其是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感到颇为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华族先民对家庭观念的重视，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对五伦关系的恪守，以及东方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等，都是造就新（马）今日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所以这些“东方价值观”完全应该给以传承和发扬。为了保留和传承这些“东方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先后实施了系列文化教育举措和社会道德活动。

1980年，新加坡政府口述历史馆制定了一项新加坡商业先驱人物的口述历史计划，对以华人为主包括印度人、阿拉伯人、斯里兰卡人和波斯人在内的商人进行了口述录音访谈。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访谈让商业先驱们追忆他们从白手起家到发家致富的传奇人生奋斗历程以及他们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教育所作的贡献，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口述回忆来记录这些商业先驱人物诸如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坚韧、毅力、诚实、正直、信任、忠诚等创业精神或工作伦理，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新加坡后世子孙并希望他们发扬光大。

与华商主要通过“身体力行”“措诸事业”这种方式不同的是，华校则主要是以作育英才的方式，将礼、义、廉、耻、忠、恕、仁、爱、智、勇、信等儒家伦理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华族子弟。对于因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和浸润的华校师生所体现出的友爱之情、乐于助人、关怀同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新马两国政治精英都曾表示过赞赏和佩服。同时，政治精英也为新时代下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不再那么传统稳固且日益西化而引起的道德滑坡感到颇为担忧。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不仅在中学高年级通过开设儒家伦理课程来系统向学生灌输以“六伦”“六德”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而且把“八德”定为国家道德。同时，小学为了配合政府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在课程中有意融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来向学生灌输“和谐、关怀、坚毅、尊重、正直及责任感”六大价值观。在在说明了新加坡政治精英借用儒家伦理滋养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事实。

此外，新加坡政府也号召家庭和社会各界来配合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政府提倡的三代同堂家庭居住计划，得到民间社团“尊老敬贤”精神主题活动的密切配合；基层居委会联合治安警察推动的社区“守望相助”计划，得到组屋居民的参与支持；政治精英随后在全国推动的礼貌运动和华语运动，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这都说明新加坡社会推行的各项道德教育活动离不开儒家伦理思想资源的给养和支撑。

继之，在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优良的东方价值观念，在广泛征集各方面言论和与人民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先后拟定了各族人民都大体赞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和五项家庭价值观。前者具体内容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后者具体内容为：“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及和谐沟通”。这些重大举措可以看做是新加坡政府利用儒家伦理价值观念来涵养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显著事例。

从新加坡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华人所传承的创业精神或工作伦理，还是华校的校训校歌，抑或学校灌输的伦理道德，抑或国家所拟定的五项家庭价值观和五大共同价值观，无不可看做海外华人在结合本地社会需要基础上，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儒家伦理所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受近邻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影响，马来西亚教育当局也将儒家思想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融入到本国的国民教育之中，但规定教材须以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历史故事来教导并灌输包括“保持身心健康的态度，报恩态度，中庸态度，勤奋态度，感恩态度，诚实态度，公正态度，爱护态度，尊重他人的态度，合群态度”在内的十大道德教育主题。儒家思想对马来西亚执政党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二十一世纪初叶，马来西亚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政治领袖黄家定自上任以来，着眼于树立一个有德行的政治领袖，一度提倡马华领袖及其党员读《论语》。马来学者黄文斌研究指出：“然与80年代新加坡政治领袖提倡‘儒家伦理’所不同的是，他的出发点乃先由马华公会本身党员的领袖开始做起，而并非教育学生或呼吁人民学习。他强调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树立良好的榜样。他甚至告诫马华公会的党员要‘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这种言论从马华公会的发展史看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大马华人也充分意识到应该自觉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价值观，此可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思想兴革：行动纲领》（省称纲领）来作一说明。该纲领从文化、社会、经济、教育、华团、科学、政治、种族、宗教礼俗等九个方面，为大马华人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在提升华族地位的同时，更好的落实大马首相马哈迪提出的“2020宏愿”及参与本国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思想行动上的指导。不过，笔者这里仅重点梳理“纲领”中大马华人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伦理内容。如在“文化组兴革建议”中，大马华人推崇中庸之道，主张加强灌输诸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在“社会组兴革建议”中，大马华人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因此主张推广勤俭、朴实、忍让、谦逊、诚信、父慈子孝、夫妻敬爱、兄弟恭顺、仁爱、正义、乐群、敬老、无私、友善、谦和等道德准则；在“经济组兴革建议”中，大马华人坚持继承和发扬的亚洲价值观有：“未雨绸缪、防范未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满招损谦受益、树大招风、富贵不能淫等古训”以及“修身齐家、知己知彼、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守望相助、群策群力、无畏无惧、处惊不变等涵养”与“集体、国家重于个人的价值观”等；在“种族关系组兴革建议”中，大马华人认为为了塑造一个开明、进步、有自尊、值得尊重的马来西亚华裔民族，华裔应具有的态度是不排斥，尊重友族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学；不批判，多发掘友族的优点，包容其缺点；诚包容，进一步学习友族的文化、语言、文学、艺术；自尊自强不息，提升各族道德水准，与全世界华裔合作，促进人类实现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同时也须加强爱国意识的培养。总的来看，马来西亚华人因其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历史机缘所形成的马华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其源头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既是马华文化的主要精神资粮，也是大马华人所提倡发扬的大马价值观、马来西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