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三个挪威男孩因欺凌自杀引起挪威政府的关注；
1983年，挪威育委托并资助奥维尤斯教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校园欺凌调查研究，这是全球早的学校欺凌干预运动；
1986年，奥维尤斯教授次提出了（Bullying at school）这一词汇与概念，并终其一生投身校园欺凌防治研究，是校园欺凌问题研究领域的先驱。本书是他正式阐释“校园欺凌”概念与防治手段的奠基之作。

据调查——
71%的学生至少遭受过一种侵害，14%的学生曾经遭受过多种类型侵害；
每起校园欺凌事件中，80%以上的学生对此知情；
大约60%的欺凌者在24岁前至少有过一次犯罪经历。

·影响因素+识别指南+干预方案。
·成年人的意识和参与，决定着校园欺凌事件的走向。
·建立科学认知，掌握有效方法，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孩子。
1982年，三个挪威男孩因欺凌自杀引起挪威政府的关注；
1983年，挪威育委托并资助奥维尤斯教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校园欺凌调查研究，这是全球早的学校欺凌干预运动；
1986年，奥维尤斯教授次提出了（Bullying at school）这一词汇与概念，并终其一生投身校园欺凌防治研究，是校园欺凌问题研究领域的先驱。本书是他正式阐释“校园欺凌”概念与防治手段的奠基之作。

本书是校园欺凌研究领域资深威丹·奥维尤斯的学术性著作，详细介绍了作者在1983年至1992年10年间所开展的有关欺凌的调查和干预项目，这些工作是由挪威政府主导的全国反欺凌运动的一部分。作者的调查样本包括了挪威同一年龄段近四分之一的学生，这一庞大样本为欺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通过此项调查和干预项目的施行，作者不仅给出了有关欺凌的科学定义，消除了长期以来的诸多谬见，让人们看到了欺凌的更多真相，而且从学校、班级、个人等各个层面提出减少甚至消除欺凌问题的可行性策略和建议。此外，作者还提供了关于潜在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不同行为模式及特征，帮助人们迅速准确地识别他们，从而及时采取措施。这些干预项目的实施效果令人振奋，显著地达到了预期目的。书稿的后，作者再次对反欺凌项目的核心措施予以总结和重申。
本书对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群体而言非常具有警示性、启发性意义，为准确识别校园欺凌并采取针对性举措提供了科学、可信、可行的建议，值得阅读、借鉴和推广。
一章 关于欺凌，我们知道什么？
第二章 对于欺凌，我们能做什么？
第三章 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章 其他实用建议和核心项目
丹·奥维尤斯，著，作者——丹·奥维尤斯

·“校园欺凌”研究先驱，著名心理学家，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
·1982年，三个挪威男孩因不堪忍受欺凌而相继自杀，这一事件引起了挪威政府的大关注。受挪威育委托和资助，奥维尤斯教授于1983~1985年领导了全国性的学校欺凌问题调查研究和反欺凌运动（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这也是世界上早的学校欺凌干预运动。
·1986年，奥维尤斯教授次提出了校园欺凌（Bullying at school）的概念。
·1989年，奥维尤斯教授研发了“欺凌者/受欺凌者问卷”（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张文新，译，译者——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欺凌研究一人，翻译修订了奥维尤斯的“欺凌者/受欺凌者问卷”（1999年），1998-2000、2018-2020年两次领导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大规模调查，承担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对策研究”。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委会主任委员，育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山东省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
下文总结描述了男生欺凌问题在班级中发展的过程，它基于广泛的研究。
在一个班级的男生中，通常会存在不同形式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也会有许多轻微的攻击性互动，部分是为了好玩，同时也是一种展示自我、测验男生之间力量关系的方式。如果在这 样的群体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潜在的欺凌者，那么他（或他们）将影响整个班级男生的行为。这些互动将会变得更加粗暴和激烈。欺凌者暴躁的性格，彰显威、支配和征服他人的鲜明欲求，都会被群体成员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轻微的逆境和挫折也会引发欺凌者的强烈反应，因为他们倾向于在冲突中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往往会表现出攻击性。鉴于欺凌者的力量优势，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常常会引发他人的不快和痛苦。他们既喜欢攻击弱的男生（后者肯定会被欺凌者击败），也不畏惧和班上其他男生打架。总体来说，他们相当强硬和自信。
如果班上有一个潜在的、被动的“出气筒”（受欺凌者）——焦虑、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信果断、不敢攻击，而且通常体力较弱——他很快就会被欺凌者发现。这类受欺凌者处于链条底层，受到攻击时，他不会还击，而是会害怕甚至哭泣，他不愿意或无法抵御对手的攻击，哪怕是很大程度上并无恶意的对手。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男生不想参与班上其他男生粗野的游戏，就无法和他人建立关系。他也会感到相当孤独和被孤立。
对于一个有欺凌倾向的男生来说，潜在的“出气筒”是理想目标。他的焦虑、无助和眼泪给了欺凌者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觉，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含糊不清的报复冲动。 欺凌者通常也想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很快就会诱使他亲密的朋友挑衅“出气筒”。受欺凌者总有被攻击的理由，如外表、衣着和举止等。通常，看到其他人侵扰受害者，他就像自己动手了一样高兴。毕竟，如果造成了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始终留有退路。学校里的成年人经常注意不到这些事，或者并不在场，让男生们自行解决他们的矛盾。受欺凌的男生也不会对自己的父母说什么。
渐渐地，班上的其他男生也会开始侵扰戏弄受欺凌者。他是一个安全的攻击对象——每个人都知道他软弱、不敢反击，班上不会有强壮的男生站出来支持他。当一些强势的男生攻击他时，大家都觉得稍微欺负他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他相当可悲、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他就应该挨揍。
就这样，受欺凌者会越来越被同龄人孤立。公开的嘲笑和攻击进一步削弱了他在同龄群体中本就很低的地位：大家都觉得他一无是处。有些男生担心与他在一起会降低自己的地位，或受到他人的蔑视与否定；有些人甚至担心自己终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受欺凌者被孤立的局面就这样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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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教养环境造就了有攻击性的儿童？
鉴于欺凌者“具有攻击性反应模式”的特征，即他们在许多不同情况下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以下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在孩童时期，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或环境能够影响个体，使其形成攻击性反应模式？一项主要基于男生的研究发现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父母，尤其是主要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对孩子的基本情感态度。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尤其会影响孩子幼年的情感态度。以缺乏热情和参与为特征的消极态度，显然会增加孩子日后好斗、对他人怀有敌意的可能。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主要养育者对儿童的纵容和对攻击性行为的容许程度。如果养育者对孩子通常是宽容乃至“纵容”的，不明确禁止孩子对同龄人、兄弟姐妹及成年人的攻击性行为，那么儿童的攻击性就很容易增加。
综合这两点，我们可以发现，童年时期缺乏爱和关怀并被给予太多的“自由”，是导致儿童确立攻击性反应模式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父母使用“权力专断型”（power-assertive）的教养方法，如进行体罚，或表现出剧烈的情绪爆发。这一发现支持了“暴力导致暴力”的观点。对儿童的行为设定明确限制并确立一定的规则是很重要的，但不应通过体罚等手段来完成。
后，儿童的性格也影响了攻击性反应模式的确立。性格活跃、急躁的儿童比性格普通或安静的儿童更容易成长为具有攻击性的年轻人。性格因素的影响要小于一和第二个因素。
以上是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具体个案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因素发挥核心作用，模式之间存在部分差异。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儿童状况研究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以下重要结论：儿童养育者的爱和参与，对儿童行为规范的清晰界定，以及非体罚性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友善、独立的儿童。
这一结论可能同时适用于男孩和女孩，对年幼和年纪稍长的孩子也同样重要。随着儿童成长为青少年，家长也须监督他们在校外的活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大多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包括欺凌、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往往发生在父母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或者他们及其他成年人不在场的时候。
在攻击性反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教养因素，与家庭中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父母之间频繁的冲突、不和或公开争吵——无论是否会导致离婚，都给孩子带来了不安全感，而这样的家长也更可能采用上述不太恰当的教养方式。无论如何，为防止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父母发生冲突时应避免让孩子选边站队，将其卷入冲突之中。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私下处理冲突，其消极影响要比当着孩子的面处理冲突更小。
同样有趣的问题是，在上述研究中，哪些因素与男生的攻击性程度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和住房标准就是其中之一。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具有攻击性（和不具有攻击性）的学生占比都很相近，受欺凌的学生也是如此。因此，学生家庭条件差不是他成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理由。我们也没有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上述四个教养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水平，“好”（或“不好”）父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攻击性程度与社会经济条件缺乏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相对同质化。在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例如美国或英国），当地的研究很可能会表明，欺凌问题与儿童自身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关联性更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与欺凌问题相关的育儿方法。仅就目前的数据，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典型的被动型受欺凌者缺乏爱或关怀。例如，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与一般 学生（男生）相比，受欺凌者与父母（母亲）之间往往有着更亲近、更积极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焦虑和缺少安全感的孩子遭受欺凌，父母须努力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自信，并具备在同龄人中保护自己的能力。本书的第二章会进一步阐述相应对策。
·群体机制
为了理解欺凌行为，了解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各自的特征十分要。我们此前已讨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但是，由于欺凌是一种群体现象，我将简要介绍一些机制，可以假定它们在多个个体参与欺凌时发挥了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成年人在观察到其他“榜样”的攻击性行为后，可能会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当观察者对榜样持积极态度，例如认为他坚韧、无畏、坚强时，这种感染效果会更 强。它同样适用于欺凌情景，即欺凌者被他人视为“榜样”。受此“榜样效应”影响深的可能是这类学生：他们本身多 多少少缺乏安全感，对他人有较强的依赖性（被动型欺凌者、追随者），他们在同龄人中地位较低，想要表现自己。我们用“社会传染”来形容这种影响。
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机制，是削弱自身对攻击性倾向的控制或抑制。主要原理是，观察者看到“榜样”因攻击性行为而获得“奖励”时，往往会减少自身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即一般性的克制和控制）。相反，如果看到“榜样”的行为引发了负面结果，观察者往往也会抑制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在欺凌发生的语境中，该机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榜样”（一个或多个欺凌者）通常会通过“战胜”受欺凌者来获得收益。此外，从前面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教师、家长和同龄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内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那些持“中立”立场或旁观的学生对自身攻击性倾向的控制，导致他们参与欺凌。考虑到这些机制的存在，成年人和同龄人对持续欺凌行为的干预阻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个影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通常和蔼可亲、不具攻击性的学生，有时会毫无顾忌地参与欺凌。这就是个人责任感的降低。众所周知，在社会心理学中，当多个人共同进行某项活动时，他们对欺凌等消极行为的个人责任感可能会大大降低。这种责任的“扩散”或“淡化”，也会导致欺凌事件发生后参与者产生的内疚感更少。
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对受欺凌者的看法甚至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反复受到攻击和有辱人格的评价，受欺凌者将逐渐被同伴视作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一个“受气包”，理应被侵扰。这种认知的变化也会弱化欺凌者可能存在的内疚感。
·其他因素
广泛的国际研究表明，观看过大量电视、视频和电影中暴力镜头的儿童及青少年，往往更具攻击性，对于受欺凌者也会表现出更少的同情。尽管还没有研究直接评估过欺凌行为可 能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目前有的研究结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媒体的负面引导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欺凌的程度。
遗传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攻击性或焦虑反应模式的发展，例如通过儿童的性格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只起到了次要和间接的作用。
先前对于促使欺凌问题出现并持续的因素所进行的调查，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挪威和瑞典的大型研究（这是我们仍在进行中的研究）有望就此问题为我们提供某些方面的新见解和新知识，但毫无疑问，我们目前对于欺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还不足以建立系统性的干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