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一）》

作者：朱永新 著  新教育研究院编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978-7-5675-4883-1/G•9216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定价：39.80元

朱永新教授精心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录系列5册

陈日亮、程红兵、窦桂梅、黄厚江、黄玉峰 ……当代“教育风云人物”的鼎力之作！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认为：成功、优秀的教育人，支撑他站立在教育大地上的力量，一定是思想。没有思想的教育，一定是站不住、走不远的。因此，他向读者朋友推介从教育一线中生长出来的教育思想，将中国著名特级教师的教学思想汇集成此书。

此书不唯资历、不唯名气，重视思想，重视实力。入选此书的特级教师本身就是一本大写的书，他们不仅是用学识教书，更是用整个心灵育人，相信这些当代“教育风云人物”的“功夫”秘籍，一定会成为广大教育同行专业发展的案头必备宝典。

在语文教师身上，语文就是一种生命本能的鲜活体现， 一种示人以自我本色的实践品格， 我因此把它凝炼为一句话——“我即语文”。——陈日亮

追寻终极目的，我以为，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于是围绕着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我开始了系统建设。——程红兵

如果有人问：这些年你究竟要通过主题教学做什么？我想说：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人学语文的，我是用语文教人的……——窦桂梅

理想的语文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应该具有共生性，即活动具有现场的再生性，学习资源和活动形式都在活动中不断丰富。——黄厚江

语文是底色，是人生，是生命本身！而思想的深度取决于学习母语的深度。母语学到什么程度，整个文化底蕴及思想的深度就到什么程度。母语学习，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玉峰

本书由朱永新教授主编，汇集了陈日亮、程红兵、窦桂梅、黄厚江、黄玉峰等著名特级教师的鼎力之作，涉及语文、数学、美术、思政等方面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每一篇文章既有深度也有温度，诠释着他们对学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深切思考，浸透着这些当代“教育风云人物”的教学功底和他们的思想境界。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兼职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他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金项目，并多次获奖；在美国、英国、日本和国内发表教育论文400余篇；16卷本《朱永新教育作品》等专著被麦克劳希尔出版集团等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对全球发行，是当代教育家的个人教育理论著作输往海外第一人。

他对教育理想的不懈追寻与执著行动，感动了千千万万人，被评选为全民阅读代言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中国教育60年60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

他于2000年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宗旨，吸引了全国各地近3000所学校300万师生加盟实验，践行新教育理念。新教育实验正在积极影响着中国教育。

序 让思想的光芒照亮教育的路程 朱永新 ／1

我和“我即语文” 陈日亮 ／5

审美•人生•教育 陈铁梅 ／23

我的“语文自留地” 程红兵 ／41

教育，从“心”改变 戴曙光 ／55

我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 窦桂梅 ／71

和学生一起分享语文的幸福 高万祥 ／87

我这样让学生迷上作文 管建刚 ／103

带着思想行走在教学与研究的路上 胡兴松 ／119

融错课堂 求真育人 华应龙 ／135

我和我的语文本色教学 黄厚江 ／155

我的语文教学理念和实践 黄玉峰 ／171

追寻常态教学的精彩 刘可钦 ／193

关注学生经验以促进学生发展 马俊华 ／207

追寻理想的教学法 邱学华 ／223

我和“我即语文”

——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形成过程概述

一、思想于困惑

多年前，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某地为某语文特级教师举办教育思想研讨会的报道，送审时主编竟皱起眉头，大惑不解：“什么？教育思想？一个教师怎么会有什么思想？！”记者唯唯，只好把内容改为了某教师的教学经验介绍。这不禁让我想起《阿Q正传》里的一幕：赵太爷跳过去，给了阿Q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鲁迅远矣。但一个教师是不是配有他的教育思想，还是值得一说的。在我看来，思想应该是谁都会有的，思想无罪。教育思想，无非也就是对教育的看法、想法和主张。但是想法和主张，的确也有所有权的问题，有“自看法、自主张”，也有“被看法、被主张”。在教育思想“大一统”的时代，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教育看法、主张、思想，是很难的。然而，走出“大一统”时代，是不是就一定不困难呢？

1960年我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一所管理严格、师资雄厚、学生优异的省重点中学——福州第一中学。都说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最初的五六年里，虽然工资微薄，我却有了数百册藏书，确是越学越不知足；但说到教书，可并没有越教越知困的感觉。语文不就是把一篇篇课文讲解明白吗？有一本“教参”在手，照着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人物性格、写作特点等等去讲授，多教几遍，则轻车熟路，何难之有？我“教然后”的自我感觉，不是“知困”，而恰是“知足”。

“文革”十年，我身陷“牛棚”，又被流放山区，等于被逐出教师队伍。藏书全毁于兵火，仅有一套《鲁迅全集》陪伴度过荒寒岁月。我做了两千多条鲁迅语录，给了自己抵抗绝望的勇气，也滋养了文心，修炼了语感。“文革”结束，重上讲台，目睹学生语文的百孔千疮，正想着有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给学生补缺疗伤，听到了一个震撼语文界的“吕叔湘之问”：“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天问”使我惊觉：语文的“关”到底是什么？我不是很知足吗？那么，我的学生都已经过了关，不在吕先生所说的“大多数”里面？是这样吗？我不能回答。

如今回想，一个教师如果真要有什么思想的话，可能就必须从一个根本的疑问开始。思想始于困惑。为什么语文学得好的学生，都无不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课内对于课外，难道就不产生什么作用吗？其他学科的“关”总是很清楚，一个个知识点经过教、学、练、考，最后考好了，也就过关了。语文如果也有关，拿什么标准判定关过了没有呢？比如，卷面平均分普遍都在70分左右，是不是就算过关了？

上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中小学教学改革蓬勃兴起。“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这是国家教育在“拨乱反正”形势下统一发出的口号。我想，语文的“基础”如果就是重拾字词句篇、语逻修文的那些知识，给学生补苴罅漏，那么吕先生说的二千七百多课时，不是都在教这些所谓的基础知识吗？为什么还不过关？中小学所有学科与学生智力发展的关系都很密切，可数理化好的学生语文成绩却未必一定好；语文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节两节课就能培养起来的。大凡语文成绩好的，正如吕先生所说，都是“得益于课外看书”，养成了读书兴趣和自主学习的习惯。那么，兴趣主导下的主动与自觉，是否应该看作是优于一切语文知识的“语文基础”呢？

1980年暑期，福建省语文界老前辈程力夫和虞韶年两位先生，带我出席了全国中语会在北戴河举办的座谈会。这是改革开放后语文界精英的第一次“思想聚会”。作为一个弟子后学，我因此有机会较早认识了于漪、钱梦龙、章熊、欧阳代娜等一批语文教学改革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们思想开放，踔厉风行，近距离听他们发言，思路顿时开阔。避暑胜地终日凉爽宜人，可我却因纷乱的思考而无法放松身心。在一篇叙述教改起步的文章里我写道：“当宵半的海风，把轻柔的涛声送到枕边，我还能听见自己兴奋搏动的心音。”

是的，大凡任何一种思想的萌发，既需要内在的追问，也需要外来的触发。1980年北戴河之夏，第一次为我开启了语文教学思考之门，是我思想“自我孵化”的初始。

这一年秋季，校长把我安排在初一任教，交给我的任务很明确：若要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先把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起来。这很符合我的看法，兴趣的确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汲取思想营养，我开始通读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语文教学论著，还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等国外一些教育家的著作。特别感到亲切而深受教益的，是叶圣陶先生1963年视察福州时，写给我们学校的一幅题词：“何以为教，贵穷本然，化为践履，左右逢源。”“本然”原是写作“本原”，即原理、规律的意思。1986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拜访了叶老，他嘱我把“本原”改为“本然”。本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语文它究竟是什么？学校里为什么要有语文这门课程？叶老早就解释明白，作为未来公民的准备，“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语文课程对学生精神的培育自然应有更多的承担，可是如果不具备读写听说的技能，则如何承担？如果把什么都加之语文，使其不能承受之重，又怎么承担得了？“本然”较之“本原”更贴近语文的实际，尤其当我们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得太远时，能提醒我们注意回归，回到语文的本来的起点和归宿。

正是有了以上简单朴素的认识，我后来形成语文教学的“本然观”才有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