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们死后，我们的数据呢？》

书号：978-7-300-35256-5

著者：卡尔·奥曼 著；梁家瑞 译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定价：78元

装帧：平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数字时代，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者卡尔·奥曼发出叩问：当逝者的数据以泽字节量级持续累积，谁将继承他们的数字遗产？谁在觊觎这些数字遗产？谁又在从中牟利？

本书从古埃及木乃伊到元宇宙数字墓碑，剖析人类保存生命痕迹的千年执念如何演变为今日的数据伦理困局。书中揭示了一系列震撼事实：未来三十年内全球约有22亿人将离世；脸书上逝者账户数量最早可能在2070年超过生者账户数量；谷歌等巨头的“幽灵账户”每年产生数亿美元广告收益；更有人利用逝者社交数据训练出可对话的AI替身。奥曼尖锐指出，掌控数字遗产的巨头不仅垄断着集体记忆，更在重塑生死的边界。一个人的数字遗迹或许能慰藉至亲，但当数十亿份遗存汇聚成册，它们便成为一部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记忆——这既关乎我们如何向后代讲述这一代人的故事，也关乎文明自身能否在数据洪流中找到延续的根基。

本书既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哲思之作，也是一份写给每个数字公民的生存指南。它引导读者区分“值得留存的温情数字记忆”与“应当妥善清理的负面数字痕迹”，解析如何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数字遗嘱。在人类文明走向全面数据化的十字路口，如何赋予“云上祖先”以尊严，决定着我们将留给后代一个怎样的世界。

   作者简介

卡尔·奥曼：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哥德堡大学政府系高级讲师。他于2020年9月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师从信息哲学领域权威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其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政治伦理、数字遗产、深度伪造及数字化社会的伦理与社会理论，成果获《纽约时报》、BBC、《时代周刊》等全球主流媒体深度报道。2020年，他荣获爱思唯尔 Scopus 青年学者奖，位列英国艺术与人文领域潜力青年学者榜首；2025 年斩获乌普萨拉大学奥斯卡学术奖，该奖项每年表彰校内发展前景突出的早期职业研究者。

奥曼的著作《我们死后，我们的数据呢？》一经出版便引发跨领域关注。该书被《自然》《经济学人》《卫报》等联合推荐。奥曼的学术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哲学与数字人类学的学科边界，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科技伦理与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范式。 

目录

引言：一个集体议题

新纳图夫人

我们如何安放数字逝者？

每个人的关切

1从骨骸到字节

起源

逝者的漫长岁月

便携的逝者

我们从这里启航

我们如今身处何方？

2如何看待数字遗迹?

什么是数字遗迹？

幽灵赛车与礼拜辅助应用程序

信息遗体

逝者会受到伤害吗？

逝者的数字百科全书

布鲁图斯的密室

终究没那么有价值吗？

3数字身后事产业的兴起

艾什与玛莎

数字身后事产业

对该行业的批判

在线博物馆

4谁拥有（数字）过去？

重大危机

谁值得被铭记？

如果脸书破产会怎样？

奥威尔的警告

分散控制权

5生活在后死亡状态中

从马克斯·布罗德的角度思考

“后死亡”与“状态”的含义

档案公民的职责

该做些什么？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推荐语

这是一本振聋发聩，亦时常引人深思警醒的著作。古时的象形铭文、后世的印刷典籍，都为逝去之人留存了长久印记，如今基因数据记录亦是同理。可人们离世后留下的各类数字痕迹该如何处置？这一现实困境衍生出诸多伦理难题，至今尚无清晰统一的标准答案。卡尔・奥曼提出，化解争议的出路，在于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自然》

奥曼的这部作品不仅有望影响当下的技术和政策决策者，还将影响下一代软件开发者、社交媒体高管和政策制定者——正是这一代人将越来越多地与数字逝者共存。

——《科学》杂志

正如卡尔·奥曼在这本见解清晰、格局宏大的书中所指出的，数字逝者正处在历史、经济与文化多重力量的交汇点上。他将当下的这个现象置于人类文明叙事的脉络中，引领我们直面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逝者的数字遗迹应归谁所有，会否被滥用，该保存还是销毁？

——帕特里克·斯托克斯，《数字灵魂》作者

人类数字遗迹的命运应当引起所有人的关切。奥曼指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以集体行动重塑经济和技术体系，使其不仅仅反映数字遗迹的货币价值。

——网络读者

 引言节选

这本书揭示了“后死亡状态”下涌现的伦理、政治与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个人经历可知，处理逝者的数字遗迹对刚失去至亲的人而言尤为艰难，尤其当逝者未留下密码时，如何注销他们的在线账户、通知他们网上的联系人、处置他们的数字资产与虚拟化身等问题，常令人束手无策。这些平日鲜少思索的议题，带来了全新且常令人惶恐的挑战，而我们对此几乎毫无准备。更棘手的是，网络平台的设计初衷鲜少顾及此类需求，导致删除账户以及报丧程序对不熟悉应用的老年人极不友好。此外，逝者数字遗迹的存续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人死后的网络遗存该删除还是保留？谁有权裁决？逝者是否仍享有隐私权？掌控数据的企业又该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会落回到每个人的肩上。

与此同时，我们作为社会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文明体，也在集体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回应先辈们在当下社会中挥之不去的存在？在此语境下，个体经验是次要的，因为无论我们自己或亲友是否使用互联网，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显示，仅未来三十年内，全球约22亿人将离世（整个21世纪将累计近80亿人离世），其中许多人将留下海量数据。

这些数据终将填满我们日常使用的社交平台服务器。我会在第2章详细阐述，脸书上逝者账户的数量可能最早在2070年就会超过生者账户的数量。如果网络继续以当前的增速发展，至21世纪末将积累近50亿份全球逝者档案。所有社交网络与数据企业，都将直面类似的未来。当用户身故，平台将作何处理？目前脸书允许家属删除账户或将其设为“数字纪念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当纪念馆的管理者本人也离世后，这些数据该何去何从？当服务器逐渐被逝者占据、威胁到平台以广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时，问题始终存在：你会如何处置这些数据？又“应当”如何处置？

就像我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个体用户。既然“逝者铸就文明”，这个议题便关乎整个社会，而非仅仅是个人与家庭。为何如此？因为当今数十亿互联网用户的数字遗迹，早已不再是个体生平的简单集合。从整体而言，它们构成了我们的“集体”数字过往——这是我们当前社会与先辈关系的根基。可以说，我们此刻产生的数据洪流，正构筑着**庞大的人类行为档案，甚至可能成为传承给后代的首要的历史数据源——人类共有的数字文化遗产。

与既往历史资源不同，这些聚合的数字遗迹不再仅仅是“反映”或“再现”了21世纪初的生活——它们就是21世纪初的生活本体。在“线上人生”的时代，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人类的共同生活正越来越多地在网络空间中展开。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反性骚扰运动”（#MeToo）到“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等运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诞生于数字世界内部。这些运动的数据轨迹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中发生事件的记录，而是从一开始就诞生于网络。对试图了解过去的未来世代而言，这些数据将成为宝贵的信息来源。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获取拿破仑的脸书私信，或20世纪30年代德国民众的数据图谱，我们从中领悟的历史教训将是无穷无尽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垃圾”。但事实上，垃圾恰恰是了解古代文化最丰富的信息源之一。神庙与纪念碑或许能诉说古代文明精英的兴衰，却极少揭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反观那些被视作平凡事物的日常细节，其中往往蕴含着关于生活本质的丰富信息。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与全球覆盖，让我们首次有机会构建一部真正反映人类生活多样性的历史记录，而非仅仅聚焦于祖先记录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精英群体。正因如此，数字遗迹的累积引出了前人从未面对的议题，即我们对留存于服务器中的先辈以及依赖这些记录理解过往的后代负有何种责任。谁有权拥有并掌控这些数据？应以何种原则保存它们？又该如何治理？通览全书将不难发现，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想答案与当下数字遗迹的实际管理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早在2002年，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便指出：“我们最珍贵且最富想象力的数字藏品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他警告称，这将对“历史的未来构成重大威胁”。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的判断依然成立。电子数据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私人企业手中，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失衡。从未有过如此少的人，能对如此庞大的历史信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塑造当下的权力。而且这种失衡仍在加剧。如第4章所述，这构成了严峻的政治威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警示：“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或许再过几十年，掌控历史的并非奥威尔笔下的邪恶政党，而是某家逐利企业。若Meta公司（脸书母公司）、谷歌等少数巨头继续垄断我们的数字遗迹，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将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权力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企业对数字遗迹的掌控，在“哪些资料值得保存”的筛选逻辑上同样存在问题。与人们的固有认知相悖，电子数据极其脆弱，若缺乏妥善管理，则极易损坏或丢失。正如数字保存专家杰夫·罗滕伯格（Jeff Rothenberg）所言：“数字信息要么永存，要么仅存五年——以先发生者为准。”

档案只有被持续维护，才能维持其可用性：文件格式需迭代，硬件设备需更新，系统架构需升级。凡此种种，均需大量人力投入。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下，部分数据——或某些人的数据——必然会被筛除，而这就需要一套判别数据“价值”的标准，以及指导筛选的原则。遗憾的是，现行体系并未向公众提供探讨这些原则的空间——我们的数字遗迹，也就是集体数字过往的架构，如今主要由营利性私营企业掌控。对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唯一重要的价值是利润，如果无法跟上竞争对手的资本积累节奏，便注定被淘汰。一家公司创造了多少非货币价值（如美感、幸福感、荣誉）并不重要，因为如果不能带来长期经济增长，就注定会失败。总而言之，如果将集体数字过往的管理权完全托付给该行业，“如何处理逝者数据”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纯粹的“哪些历史片段可供盈利”的问题。我们用一套唯资本价值论的体系，取代了关于“筛选传诸后世的资源应遵循何种原则”的公共讨论。

人类数字遗迹的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我们面临着无法获取集体数字过往的风险，最终将陷入档案学家所称的“数字黑暗时代”。

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在留存数据的掌控权上出现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即便你近期不打算告别这个世界，甚至不在意身后数据被如何处理，“过去的未来”也理应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问题。本书将阐释个中缘由及应对之道。

到目前为止，我所强调的是，人类与逝者的关系正经历根本性的变革。这不仅涉及逝者隐私和访问已故亲友脸书主页的权利，更涉及文明与“未来的过去”之间的本质关联。在我们与逝者共处的全新模式“后死亡状态”中，往昔与逝者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存在迫使我们直面新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统筹对数字遗迹的管理？怎样更好地掌控集体的数字遗产？我们对后代负有何种责任？而责任该由谁承担？

这些都是重大的伦理命题，尚无显而易见的答案。本书的目的并非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套明确的行动方案或蓝图。事实上，我的核心论点之一是，这类问题无法单凭一己之力破解，而需经由“民主协商”。与所有具有政治意义的议题一样，脱离“何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个前提，便不存在客观上更优的解决方案。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路径，都必然面临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和博弈。不过，在本书结尾，我将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调和冲突时指明前行的方向。

有一点确凿无疑：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我们都必须携手同行。生者、逝者与未出生者，都与我们如何管理这个“复合环境”休戚相关。我们肩负的责任，不仅源于社交媒体用户或哀悼者的身份，更源于我们作为“档案公民”（archeopolitans）的角色——由“人类永续工程”构建的“数字档案世界”的成员。如同史前的旧石器部落，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型的逝者遗存共处，成为合格的“档案公民”。这可能表示我们将主动从服务器中移除逝者的数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优先移除谁的数据？当各方的答案相左时又该怎么办？这也可能意味着要寻找让逝者重新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但我们需要就具体路径和谁应承担成本（尤其是数据存储的碳足迹成本）达成共识。当然，也可能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诚然，“后死亡状态”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与逝者关系的根本性重构，但这个过程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序。它始终是、也将永远是一项悬而未决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