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日]白川静

译   者：曹珺红、赵霞                    

字  数：209千

书   号：978-7-220-10967-6             

页  数：312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9.7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编辑推荐

·从文字的解读与分析入手，结合考古学、文字学的发展路向，力求还原鲜活的古代世界。

·比较文学的视角，结合民俗学与宗教学的分析方法，开辟了古代诗歌研究的新途径，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遐想。

·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使古文字研究极具迷人生动的现代色彩。

获奖记录

1984年  毎日出版文化奖特別奖

1991年  菊池宽奖

1996年  朝日奖

1996年  京都府文化特別功劳奖

1998年  文化功劳者

1999年  二等瑞宝章

2001年  第八回井上靖文化奖

2004年  文化勋章

著者简介

白川静（1910—2006），日本著名汉学家、汉字学者，曾担任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因在中国古代文化与汉字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荣获文化功劳奖、瑞宝章、每日出版文化奖、菊池宽奖、朝日奖等多项重要荣誉，在日本有“现代最后的硕学”的美誉。代表作有《字统》《字训》《甲骨文的世界》《金文的世界》《说文新义》《汉字的世界》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民俗》《孔子传》《诗经的世界》等。

内容简介

本书为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1910—2006）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二部，述及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司马迁、汉赋与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文学家。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加之日本学者严谨而细腻的风格，遂使本书常发他人所不能道，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作者从《史记》中的“天道是耶非耶”一句入手，将其作为理解西汉至南北朝之间企图摆脱国家羁绊、拒绝埋没于体制的“士人”精神的锁钥，勾勒出中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遵循自然情感而生的人文群像。

《中国古代文学》是白川静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普及性著作。其书被日本中央公论新社收入文库丛书，是面向一般读者而不做艰深学术分析的著作。原书承接白川静性质类似的著作《中国神话》，共分《从神话到楚辞》《从〈史记〉到陶渊明》两册；我们此次引介，亦分两册献给华语读者。

简目

第一章《史记》的世界

一 关于命运

二 司马迁父子

三 《史记》的文章

四 遗失的本纪

第二章辞赋文学

一 辞与赋

二 悲歌的系谱

三 宫廷赋

四 政治与文学

第三章乐府与古诗

一 歌谣复兴

二 民众的歌谣

三 乐府的发展

四 《古诗十九首》

第四章创作诗的萌芽

一 前汉的故事与歌谣

二 有由缘的歌谣

三 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

第五章建安文学

一 建安时代

二 三曹的文学

三 建安七子

第六章正始和太康

一 清谈之风

二 阮籍的咏怀诗

三 嵇康与七贤

四 太康文学

第七章陶渊明与谢灵运

一 江南之地

二 归去来之人

三 桃花源记

四 谢灵运与山水诗

第八章士人与文学

一 客与士

二 文学史上的诸问题

三 比较文学的诸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正文赏读

第一章  《史记》的世界

一 关于命运

从神话到《楚辞》，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与神的纠葛，甚至可以说文学形式与神共生。虽然神是古代族群共同体的产物，但很快人类便开始由此寻求一切生命的根源。伴随着共同体内部的发展，人对神的敬畏与日俱增；古代王权到达巅峰时期，神的权威也变得无法动摇。至此，神成为世间秩序与创造的根本法则。然而，古代王朝终究走向了毁灭，古代社会逐渐解体，神的世界也因此难逃一劫。《楚辞》这部文学作品，为我们展现了神与人之间关系破灭并终于走向诀别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解体急剧加速。人们从古老的共同体羁绊中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必须独自承担掌控自身命运的孤独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游民，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为因应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诸子百家学说应运而生。

秦国一统天下后，以游说之徒和食客等身份活跃于诸国的士人们失去了容身之处。乡党地域社会中，豪侠随即崭露头角。建立前汉政权的刘邦集团，其基础就是这些地方豪侠。所以，汉王朝刚建立时的官僚群体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治理偌大的一个国家。直到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统治期间，才施行学制，制定选举法，开始着手培养官吏。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汉初豪侠之风尚存的时代。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不只是因为自己身世的坎坷，更是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对独立不羁之风的崇尚。人们意识到，命运是一种妨碍自身发展的力量。司马迁常常提到的“倜傥不羁之人”，就是代表着这样向命运挑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的读书人即士人阶级，作为治者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稳固的地位。不过其最终作为阶级确立稳固的地位，是隋唐之后实施科举制以来的事情。汉朝实施的乡举里选法，以及魏晋之后实施的九品中正制，起到了过渡作用。士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艰辛，从《史记》到《宋书》的诸多列传中，无数士人为求特立独行而遭遇了极其悲惨的命运，甚至令人不由得合上书卷，不忍再视。即便到了距司马迁生活年代数百年的六朝前期，士人们仍未能翻身。司马迁所说的“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 伯夷列传》），这个有关命运的问题，是科举制实施之前，士人阶级形成时期最为普遍的问题，也是决定士人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生存之道。秦汉之交的豪侠，黩武于村野乡间；后汉时期的清流党人，为保自身名节而与后宫腐败势力斗争；魏晋倾危之际的文人，则逃遁于清谈与隐逸。种种这般，皆位于此列。如果用神话学术语“宗教位相感情”来描述列国时期之前人类生存的方式，那么这一时期士人的位相感情，可以说充满了宿命论的论调。位相，即事物最根本特质的体现。以此为基础的现实情感，称作位相感情。之前那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认知方法，至此已被思辨式的认知方法所取代。儒家和老庄等诸子百家思想，正是这一命运观的主干支柱。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后汉时期以来的古诗，作为士人阶级的文学形式，也是基于士人的意识形成的产物。从魏晋时期的文学，特别是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寻得其完整形态。他们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叙景诗中所展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蕴含东方特色的宿命论，明示了各自的归结方向。这一时期的士人们，通过生活实践，通过作为自我表现手段的文学作品，就士人与命运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结论。

《史记》偏爱士人与命运的话题，并于多处加以论述。以“《史记》的世界”作为开篇，对于本书“士人与命运”这一主题来说，再合适不过。因此，第一章对于全书而言，也有序章的含义。

《史记》是一部命运之书。通过对历史的记述，描绘人的命运，或可说是全书的主题。首先，《史记》对神话是持否定态度的，主张历史就是道的实现过程。因此中国对于道统的记述，均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开始。当时的道统系谱，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故事，并顺至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对此系谱评价道“其所表见皆不虚”（《五帝本纪》论赞），肯定了五帝的史实性。然而正如《中国的神话》一书中所讲，五帝和夏禹皆出自古代神话。只不过在中国的历史上，三皇五帝的政绩如同儒家经典一般，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天道昭显的时代。

这部以命运为主题的历史书籍，以一代传记作为开端。作者认为，命运是由人的自主选择决定的。帝王篇中有君临中国的第一位专制者秦始皇的本纪，列侯篇中有出身一介匹夫、自号张楚的陈涉的世家，后世士大夫隐逸典范伯夷、叔齐也在列传之中。但是，伯夷、叔齐二人却不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伯夷本是河南嵩山的山神，姜姓诸族曾将其奉为祖先神。司马迁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将伯夷奉为岩穴之士，视作隐士们的祖先。这篇《伯夷列传》位列列传首篇，也许正是司马迁为了展开自己的命运论观点而特意为之吧。

《史记· 伯夷列传》中传记部分仅有二百三十二字，多以“其传曰”的形式穿插于评论部分。而文中论赞部分的字数则为其数倍之多。文章中记载，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二人互让王位不成，出逃以拒辞。两人听闻西伯昌（周文王）德行高尚，便前去投奔。而此时文王已经去世，其子武王没有安葬父亲，用车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率军征讨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谏阻，武王不为所动，最终还是灭掉了殷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反对暴力革命，耻于归顺周朝统治，便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于山中。显然，这类反对暴力革命的故事，基于儒家的禅让思想，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孤竹君的国家位于辽西令支县，地处塞外，与位于陕西岐山的周朝远隔山川，绝非轻易可前往的地方。《孟子· 离娄上》有“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一说，应该是为了调解此矛盾的一种说辞。另外，虽说夷、齐曾为王子，但以一介逸民的身份前去拦截武王东征，显然不合理。这些应该是源自战国游说家的想象。晋朝戴延之所作《西征记》（《太平御览》卷四十引）中记载，首阳山地处洛阳近郊偃师县西北方，山上有一座夷齐祠。这祠堂多半也是根据传说建造的。而夷、齐二人饿死前所唱《采薇歌》，竟有后代《楚辞》的韵调，是一种全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