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定价：72.0  
ISBN：9787300176376  
作者：杨炳章  
版次：1  
出版时间：2013-08  

内容提要：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作者应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并与外部因素相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终的胜利。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威之作。  

作者简介：  
杨炳章，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作者鸣谢1  

*一章引言  

*二章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第三章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第四章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第五章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六章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七章落脚陕北  

第八章红军大会师  

第九章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第十章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附录一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萧军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在线试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到少在两个方面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一个占地球面积十五分之一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拥有的党员人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一半以上。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她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她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并毅然决然与之分道扬镳；现在,她又在倡导实施“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务实政策。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进行革新的代表和象征。  
　　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是*合适的方法之一,而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长征时期则显得更加有趣。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艰难跋涉两万余里,从华南转战到了华北；共产党本身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关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共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对此，我曾专门查证并撰文分析过），甚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经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虽然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曾引起过不少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景仰和赞美（其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新的,而且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也是*为可靠的），但是在西方，严肃认真研究长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  
　　  
　　迄今为止，关于共产党人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对于一般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谜。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各种复杂的私人关系，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之间的关系，中共官方史学界似乎仍未能深入地研究这一历史课题。除了发表在当时中共期刊上的公开文章，西方历史学家所运用到的参考资料只是一些原共产党员现在国外的回忆录，其中***名的是郭华伦和龚楚的回忆录。  
　　尽管文风各异，但郭华伦和龚楚都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在广昌之战失败后，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共党和军队领导人发现难以从内部保卫中央苏区，于是决定突破国民党的包围而到外部作战,也就是说决定长征。1934年7月份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的行动只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罢了。  
　　当我们发现郭华伦（或者他所谓的消息提供人陈然）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中层中共干部时，我们不仅顿生疑惑。因为他没有资格出席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军委会议，这种会议再扩大也扩大不到他这个层次。到于龚楚，尽管他在红军中的职位要高得多，但他在《我与红军》及《龚楚将军回忆录》中对历史事实所做的一些明显故意歪曲，不能不使细心的读者也怀疑他的陈述。迄今为止，1975年出版的李德回忆录就此问题做了*为确切和详尽的描述。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错误和偏见，但是李德当时的确是*高军事决策者之一，到少他并不是在故意编造花哨的童话。  
　　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就曾有过突破国民党包围圈到外线作战的构想，只是当时提出这种想法是主动进攻性的意图，而不是后来那样出于被动防御性的局面。1934年5月初，中央领导人召开了多次会议检讨广昌战役。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当时在瑞金的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张闻天等人同博古等人进行了争论，但主要是追究过去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将来的行动,是关于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当时有谁会想到要放弃中央苏区作为会议的结果，前线司令部被解散，博古也丢掉了前线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仍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军事负总责。周恩来则认为，通过建立更有效的防御在苏区打更多的胜仗，就可以在持久战事中挫败敌人的围剿。李德因广昌失守招致指责，为了替自己“短促突击”的战术辩解，他写了几篇文章辩护这一战术并劝说一些军团的领导人，特别是林彪和彭德怀也跟着这样做。虽然林彪和彭德怀都不是十分喜欢李德和他的这个口号，但也都分别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下属军人，彭和林想必是以此举来证明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一般性忠诚罢了，他们当时对中央内部分歧所知甚少，也没去多想。  
　　5月到6月,国民党继续压迫。此时军事行动的变化更具战略性的变化。7月，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才奉命到敌后作战。此举表明了周恩来战略思想的转变，即从希望通过打赢每一场战斗来赢得整个战役，到通过派遣部分红军去分散敌人注意力、外线牺牲部分红军以保证红军主力的内线活动的转变。共产党领导人仍不愿放弃中央苏区，他们不惜代价来拯救它。8月中旬，红六、红七军团并未使形势有大的转机，而北东两线的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认真考虑撤离苏区而整体转移的问题。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对长征的决策过程给予了重要的描述。  
　　政治局要求我起草一份从9月到10月的新的季度作战计划。经周恩来修改，政治局常委通过后，计划的提纲经由上海传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准备该计划期间，我与周恩来之间*次出现了意见分歧。我*初的想法是让第三军团穿出包围圈，不然就在中央苏区内部进行战略防御。尽管敌人的多层堡垒网使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保证主力返回。到少从长远来看这将使苏区成为一个强大的游击根据地。  
　　现在,周恩来力促脱离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行政机构、后方服务机构、军事设施以及大部分在苏区内部和边界地区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地方武装力量。博古同负责实际安排的周恩来达成一些妥协，但周恩来仍是占了上风。据我估计，转移的人数只是略微降低了10%到20%。  
　　李德并未准确说明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由于这是在红六军团西征以后不久，所以很可能是发生在8月上中旬。这可以从1934年8月18日周恩来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新形势下的新胜利》一文中得到证实。此文已经公开号召“战略性转移”。周恩来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写道:“我们必须坚决地开辟一条通往敌人后方的道路。在敌后打击敌人……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  
　　当时的情况和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章，并不是在表达已被中央所正式接受的决议,而是在通过宣传寻求对尚未获得正式接受的意见的支持。到此，我们所能断定的长征的决策程序是:先是在8月上中旬,周恩来与李德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后，博古参与协调，三位首脑人物达成了协议，随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和陈云讨论并通过,后来便将一份纲要送往莫斯科。8月下旬政治局和军委得知这一决定，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毛泽东被从南方召回瑞金。9月初各军团首长接到通知，但是通知的具体程度只限于“他们在各自辖区需要采取的某些军事行动”。直到9月底和10月初，下级指战员才略微有所知晓，到于普通战士只到10月中旬决策实施才知道。当然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同他们本身行动有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