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史出发，与中国史、日本史进行比较，寻找东亚整体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千钟粟”文库）《从韩国到东亚》收录了宫嶋博史进入2000年后执笔的部分论文。各篇论文都是作者作为日本的韩国史研究者，在思考该如何应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时的产物。本书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的是与东亚“小农社会论”相关的论文；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东亚视域下的朝鲜王朝；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近代作为小农社会的东亚与欧洲的相遇过程；第四部分是作者对于今后韩国研究乃至东亚研究的方向性问题的一些相关思考。

无论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小农社会论”，还是“东亚儒家式近代”，都是作者试图克服当前东亚历史研究中潜存的欧洲中心主义影响，跳出西方话语框架，从真正意义上的内在视角来理解东亚历史的尝试。本书深入浅出，思考深刻，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学术著作。

前言

第一部 批判东亚的欧洲模型论：“小农社会论”

 第一章 构思“小农社会论”之前

 一、我的研究经历：从东京到首尔

 二、意外的误解——殖民地近代化论者

 三、所谓“小农社会论”之假设

 第二章 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

 一、朱子学与小农社会

 二、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过程

 三、东亚历史的分水岭——小农社会形成的前与后

 第三章 “小农社会论”之后的学习

 一、户籍大帐与历史人口学

 二、东亚中的韩国与日本

 三、我的研究归类

第二部 东亚视域下的朝鲜王朝

 第四章 士大夫与两班为何不是土地贵族？

 一、量案、检地帐以及鱼鳞图册的比较

 二、中、日、韩三国土地账本的共同点

 三、消灭支配土地的特权

 第五章 朝鲜时期的身份制争议

 一、何为身份？

 二、中国和日本的身份制类型

 三、两班是一种身份吗？

 第六章 两班是如何形成的？

 一、关于统治阶级的定义

 二、科举，通向两班的跳板

 三、文科是少数特定家族的垄断吗？

 四、不同家门的文科及第者分析

 五、朝鲜统治阶级的再生机制

 第七章 韩国的历史人口学能否实现？

 一、人口史与历史人口学

 二、从他国的历史人口学中能学到什么？

 三、韩国历史人口学的课题

 第八章 从社会联结来看东亚

 一、对“社会联结”进行比较的意义所在

 二、家庭、亲族联结的比较

 三、朝鲜时期的“契”与社会联结的特征

第三部 东亚史的可能性

 第九章 民族主义和文明主义：对三一运动的新认识

 一、《独立宣言书》

 二、朝鲜民族大同团的《告日本国民》

 三、日本的态度

 第十章 “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再考

 一、《米欧回览实记》和“航海述奇”

 二、中、日两国与欧美的相遇及其比较

 三、从“和魂洋才”“中体西用”到“东道西器”

 第十一章 作为“儒家式近代”的东亚“近世”

 一、“东亚近世论”的问题所在

 二、朱熹与“中国式近代”

 三、东亚的“儒家式近代”

 第十二章 读历史学家的小说：黄皙暎之《沈清》

 一、货币与女性

 二、所谓19世纪后期的时期设定

 三、在东亚中如何定位欧美？

 四、为何是沈清？

 五、比小说更加多重复杂的现实

第四部 为了21世纪的东亚学和韩国学

 第十三章 东亚世界中的韩国学

 一、批判“区域研究”

 二、东亚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三、为了东亚史中的韩国史

第十四章 21世纪的东亚研究以及大学的职责

 一、东亚各国的大学编制及其问题所在

 二、与传统的断裂为何应当被视作问题？

 三、超越“传统VS近代”的二分法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宫嶋博史

1948年生于日本大阪。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博士，现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名誉教授，专攻朝鲜史。主要著作有《朝鲜土地调查事业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1年）、《两班》（东京：中央公论社，1994年）、《我的韩国史学习》（首尔：nemerbooks，2013年）、《日本历史观的批判》（首尔：创作与批评，2013年）、《明清和李朝时代》（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在亚洲思考》（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4年）等。

戴琳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韩国中世史、海洋史研究。发表A&HCI、CSSCI、KCI论文多篇。

甘沁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所讲师，主要从事宗教学、中国哲学史、汉字文化圈研究。

曲向楠，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海外汉学、东亚学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不知是否命运使然，甲辰龙年至今已有两部拙稿在中国汉译付梓，分别是原刊行于1995年之《兩班：李朝社會の特權階層》（“中公新书”，东京：中央公论社）和与岸本美绪教授共著之1998年版《明清と李朝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论社），两种译稿分别由中西书局（《两班：朝鲜王朝的特权阶层》）和贵州人民出版社（《明清与李朝时代》）出版发行。两部作品问世已二十五年有余，却又机缘巧合在同一年被译介至中国。而今“三喜临门”，连2013年刊于韩国之《我的韩国史学习》也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于我而言，欣喜之余不免受宠若惊。抑或这暗示了中国国内开始更为关注韩国以及东亚？我对此饶有兴致。

迄今为止，我一直以韩国史为中心开展研究，同时兼顾包括中国史、日本史在内的东亚史。因韩国史在日本属于边缘学科之故，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我主要混迹于中国史研究者和日本史研究者中间。也因此，在发表与韩国史相关内容或撰写相关论文时，我常常推敲叙事方式，致力于让周围其他专业学者亦能产生共鸣。将韩国史与中国史、日本史进行比较遂逐渐成为一种研究习惯。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这种习惯，我才能够提出“东亚小农社会论”。

“东亚小农社会论”旨在批判旧有通说，即把东亚传统社会视作封建社会；同时呼吁跳出西欧中心主义来把握东亚的独特性。距离最初提出该主张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我个人对于该理论而今的有效性和生命力依然信心满满。真心期待中国读者的批判与高见。

最后借纸一方，向将本书译成中文并积极推进出版的戴琳剑、甘沁鑫、曲向楠三位老师深表谢忱。

宫嶋博史

2024年4月28日于首尔

佐藤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