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入江昭解读二战历史，

书名：权力与文化

定价：68.00元

作者：入江昭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4

页码：280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08693637

1．哈佛历史代表作。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入江昭专攻日美关系史，是罕见的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的日裔学者。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入江昭研究日美事务长达半个多世纪，加之身具两重文化，切身体会到美国与日本的文化异同。《权力与文化》既剖析了美日二战历史，更是对美日两国文化的犀利观察。

2．双重经典。《权力与文化》既是二战历史研究代表性著作，也是国际关系研判的经典参考案例。

哈佛历史谱系的学者曾与建立起深厚友谊（肯尼迪曾于哈佛大学专攻历史政治学，并写就畅销书《慕尼黑的绥靖政策》），入江昭作品在华盛顿与美国政策类智库颇具影响力。《权力与文化》是入江昭文化交流、国际共同体思想的核心体现。

3．角度独特。开创性地通过文化横切面，解读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和权力斗争。

入江昭在《权力与文化》中提出关键设定：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文化机制来判定，从这个意义上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入江昭用这个角度来研究美日太平洋战争，体现了他本人对权力与文化互动机制的认知。

4．叙事清晰，故事性强。《权力与文化》不仅是历史学经典，还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了解二战和美日文化的历史读物。

虽然入江昭不认为《权力与文化》是针对美国与日本二战冲突的叙事史，但、多层次的长年研究，让入江昭对各种文献、事件、人物谱系信手拈来。美日太平洋战争在入江昭笔下波澜起伏、生动清晰。

5．收获荣誉。《权力与文化》获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名列哈佛历史学经典。

在写作《权力与文化》一书时，入江昭与他的美日关系研究项目，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远东研究的资助。《肯尼迪传》作者罗伯特·达莱克认为入江昭开创了国际冲突和解的新图景。

6．与中国读者息息相关。

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涉及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了解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反思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入江昭解读二战历史，

从文化横切面剖析日美战争。

《权力和文化》挑战了对太平洋战争的传统假设。专攻日美事务的历史学家入江昭通过关注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太平洋战争日美双方策略的含义，重新进行了震撼人心的评估。入江昭从两国文化角度审视日美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更像是对国际秩序的渴望，而非对权力的无情追求。

入江昭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个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政治家与美国同行分享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合作愿景。随着战争迈入尾声，这些日本政治家开始计划制定与美国方面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合作架构。事实上，正如入江昭所表明的那样，日美战后关系的成功，只有在双方政治理想深刻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

入江昭通过日本官方档案和解密的美国文件，从原始研究中得出了独立的结论，提供了全新的研判国际政治与未来趋势的视角。

序言

第一章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流产的“新秩序”

第三章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日美和解

第五章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入江昭（AkiraIriye）

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讲座、历史系主任。193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接受中学教育。1953年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学院，1957年获学士学位。196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1966年加入加州大学圣克鲁茨分校担任副。1978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5年荣获瑞宝章。主要代表作有《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我们生活的时代》等。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入江昭代表作

“本书旨在从1941—1945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入江昭，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

“一个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观点…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回顾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的岁月，那是次世界大战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欧洲战争大局已定，美英苏之间的战时同盟面临严重压力。英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反攻，同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反攻相得益彰，于是到1944年底，除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已经落入盟军手中。各占领区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同时各国国内政治同整个欧洲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在中东和亚洲，各种本土的固有运动同样正从战时约束中释放出来，同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结盟，同时主要大国正在努力让自己重新融入这种局势以确保稳定。

变化和秩序的各种力量正在各国国内和国际上展开竞争。因为美英苏之间的关系越发同这种内部发展状态联系到一起，这种关系的未来看来不太确定，需要重新界定。他们该怎样维持他们的合作机制，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都认为这一点对战后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当战争即将结束时，这会解除所有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压力吗？各大国应当维持他们对全球安全承担的义务，还是应当专注于处理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内变化的过程呢？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会怎样确保国内变化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和谐性呢？

当美国的官员们在履行战后规划任务的时候，这些问题激起了他们的兴趣。9月26日，助理国务卿伯利提交给政策委员会一份关于“欧洲主要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苏联陆军在战后的欧洲正崛起为一支强大的陆军，占领了整个东欧和大部分的东南欧。在这些地区，将会建立“行动在实际上符合（苏联）意愿的政府”，而且结果将会“使苏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它可以发挥实际军事力量的地区”。伯利写道，在欧洲以外，苏联看来决心将它的影响力“向南”扩大到“整个波斯湾”，向西扩大至“地中海……他们打算拥有一种可以同英国现在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各国拥有的势力相匹敌的影响力，并且在土耳其扩张他们的势力”。所有的这些趋势都让英国人极度不安，备忘录指出，英国人“发现了一种对帝国生命线的威胁，会切断他们同包括印度在内的远东利益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英国从世界大国的地位削弱到大西洋强国的地位”。这样的发展状态说明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持续性，以及列强不计对世界和平或者世界各地人民福祉会产生的影响，在追逐私利。伯利说，苏联和英国仍然在“追逐民族主义目标”，而且权力政治“今天在以同1935—1939年间轴心国制造的令人恶心得相似的模式”继续。“

…从入江昭的书中的并不是日本和美国陷入不可调和冲突的传统画面，而是互为敌人的双方沿着兼容的路线，走向可行的和解的图景。”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著有《肯尼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