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目标感》作者又一力作

儿童发展心理学代表作

家庭教育转向之作：“爱与自由”转向“全面发展的人”（品格与技能培养）

中国“核心素养”教改推荐读物

心理学家首次揭示“溺爱”的文化成因与相关养育指导

拨开理论迷雾，释放焦虑，让养育重回父母的直觉

打造“向上生长”的家庭氛围，儿童心理学家为父母提供理论导图与养育指导

了解孩子发展的需要：每个父母都应该读一本儿童发展心理学著作

作为儿童心理学研究执牛耳者，戴蒙发现阻碍儿童道德与智力发展的问题根源——对心理学概念片面或错误的解读，以及媒体推波助澜的推广，它使孩子的发展陷入困境，同时也将文化带入到一种“士气低落”

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四卷本）总主编，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青少年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

第5章现代错误概念之二：错误的对立

观念的两极分化

在今天关于青少年的公开讨论中，最扭曲、最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和育儿观念不必要的两极分化。对立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教育中，我们争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教孩子学科知识还是思维技能；我们应该让学校变得有趣还是严格；我们应该通过看字读音教学法还是整体语言教学法来教授阅读；我们应该强调品格还是成绩；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是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在家庭中，我们争论父母是应该强调自由还是责任，是应该强调自我表达还是管教。在社区里，一些人主张增加孩子们的权利，另一些人则主张增加孩子的责任。还有一些问题也可能会产生争议，例如我们是应该直接劝告孩子们戒掉毒品和性欲，还是否应该更详细地指导他们认识其风险。

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就好像所有的可替代方案都是相互排斥的，是势不两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政治领袖和民间领袖采取了过于简单化的立场，并在这些立场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鸿沟。许多人是故意这样做的，以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把自己放在一边，把对手置于另一边。这就是现代的政治策略，即制造情感“楔子”来吸引选票。就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言，这种策略既不负责任，又不实事求是。真理总是夹在虚假的对立面之间，丧失在巨大的鸿沟之中。

育儿问题的两极分化，除了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外，还导致老年人群体陷入瘫痪，他们本应该被动员起来为年轻人提供指导的。对立思维造成的瘫痪是导致今天如此多年轻人迷失发展方向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年轻人普遍士气低落的现象，负责任的成年人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互不买账。

我们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品格教育倡议，这就是对立思维会造成严重恶果的一个明显例子。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就学校是否应该传授价值观或传授哪些价值观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人们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我们需要一些教育项目向年轻人传播核心的社会价值观。1993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美国父母同意公立学校传授这些核心价值观：道德“金规则”、道德勇气、关爱、对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人的包容、民主和诚实。（事实上，97%的受访者支持诚实这个核心价值观；这让人不禁感到好奇剩余3%的人在想什么。）

这样的共识表明了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人们应该针对这样的问题形成强有力的公共政策。然而，在1994年春天，一项支持品格教育的专题会议和某些示范性项目的温和决议，在美国国会委员会中被以23票对6票的悬殊差距彻底否决。这是美国国会近年来第7次拒绝品格教育倡议，尽管实际的情况是，正如一位孤立无援的国会支持者哀叹的那样，“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呐喊”。

原因何在呢？政客们选择了忽视人们对于向年轻人传播价值观达成的广泛共识，转而关注导致全国人民分裂的热点争议问题：堕胎、同性恋、禁欲和宗教表达，等等。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自由主义者担心品格教育运动可能会为宗教与公共教育的融合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担心品格教育会传播政治正确和削弱父母权威。”你可能会认为，鉴于人们共同关心的青少年行为问题，双方可能会同意支持关注诚实、关爱、民主等的品格教育计划，而将其他问题留在私人领域。但是，人们在更具争议的问题上的持续对立，已经断送了人们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这样的瘫痪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正如一位报道品格教育困境的记者所写的那样：“华盛顿发生的争议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联邦政府插手教育的几乎每个方面，这实际上导致了多年的不和谐。”政府为解决其他严重的青少年问题如吸毒和早孕所作的努力，都因为类似的令人无奈的争吵而屡屡受挫。我们似乎宁愿互相争斗，也不愿结成统一战线，为青少年提供他们所需的指导。

为什么在面对许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相互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呢？我们只能揣测。一些人指出，现代媒体的贪婪和煽情主义滋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批判文化”。一位观察家写道：“如果公共讨论是一场论争，那么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两个方面—不多也不少……批判文化的基本信念是，有反对意见才会有真相。”

在青少年发展方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成问题。虽然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的确可以通过激烈的辩论得到改善，但在青少年发展问题上，太多的对立冲突只会适得其反。它侵蚀了人们一致认可的价值观。我们成年人需要凸显这些价值观，从而确保所有的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我们的很多社区未能为年轻人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恰恰是因为我们已无法再达成这样的共识。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虽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对青少年的发展及其最好的促进方法争论不休，但是这样的争论并没有演变成公共领域针锋相对的政治辩论。一方面，有关人类发展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能被简化为沙文主义。教育和儿童医学方面的问题被视为技术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专家分析。另一方面，道德问题，如儿童的品德发展，被视为私人问题，而不是公共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类问题都由教会和家庭来处理。在大多数社区，人们对什么最有利于儿童发展已有普遍共识。如果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也不会公开讨论。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公众人物在教育、“家庭价值观”和育儿方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期谋取自己的政治优势。人们对待青少年发展的态度已变得截然不同且两极分化，而促成这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的政治战略就是创造文化“楔子”问题，让政治候选人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例如，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两个主要政党都有意识地将教育带入政治辩论的舞台。一些重要的公众人物就择校和学生考试分数等教育问题发表了政治演说。他们还讨论了家庭问题，比如单亲家庭的困难以及女性是否应该成为全职母亲。这些政治对手因其在育儿问题上公开发表观点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这些问题曾被认为是非常私人的问题。

实施这一战略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概述的青少年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幸的是，这一战略在确定科学合理的育儿方式方面具有的价值与它的政治回报并不相称。事实上，正如我将要证明的那样，两极分化本身正在恶化它原本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现在父母的失望和年轻人的士气低落。

为了确保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我们需要重建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青少年宪章”—即我们应该引导年轻人达成什么样的行为和目标的不成文的社会共识。弗朗西斯;扬尼（Frances Ianni）在一项针对300多个美国城镇的研究中发现，与被广泛宣传的富裕程度、种族、地理位置、家庭结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相比，“青少年宪章”可以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对于所有理解多重影响之源对孩子的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年轻人从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人（甚至包括他们从电视广播中了解的公众人物）那里接收关于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误的信息。正如我将在第7章中所阐述的，多重信息来源协同发挥作用，引导孩子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当这些信息相互冲突时，它们就会失去一致性。这可能是年轻人在生活中感到困惑和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它过分简化了针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可替代解决方案，并将这些解决方案相互隔离开来。结果，没有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犯罪和暴力、年轻人令人不安的冷漠、低成就、自我中心、有可能吞没整整一代人的士气低落浪潮，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问题，任何简单的解决办法都无济于事。要打赢这场硬仗就需要集思广益，就需要我们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当这个解决方案的提出是为了一个间接的目的—彰显一个非常明显和容易理解的政治立场的时候。

在本章中，我谈到了一些错误的对立，它们源于并反过来助长了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的公开讨论。我在本章中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对立心态让我们对更微妙和更复杂的真相视而不见，而如果我们要给儿童提供适当的指导，我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真相。除非我们越过这些错误的对立，认清儿童的天性和他们的发展需要，否则我们只会让年轻人沉沦在他们的冷漠和愤世嫉俗中。

许多错误的对立源于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不同看法。这里最根本的两极是“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倾向。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例如孩子们的教育需求、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父母的管教等。我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创造了两种失衡的立场—以儿童为中心的立场和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立场—以及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极端的、非理性的摇摆。这种两极分化还催生了一系列关于孩子天性的错误对立。这里的争议在于：孩子们的能力有多强—孩子们的能力有多弱；他们有多顽劣—他们有多脆弱；他们是如何学习读写和其他技能的—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发展品格和能力。每一种错误的对立都掩盖了真相，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再迫切地努力寻找建设性的方法来培育今天所有的年轻人。

序言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从科学研究者的客观角度去理解孩子的发展。尽管我尊重人们为青少年发展制订良好社会政策的所有努力，但是我对当下时代大肆宣传和缺乏深入思考的观点感到不安。我见过太多关于青少年发展的深刻问题因扭曲的政治辩论而最终让人不知所云。正如世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当认知的偏见占据上风时，真相往往就很难被发现。

然而，伴随我对当下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观察，我发现自己无法再保持研究者的“客观”心态。我的担忧已让我无法再保持科学的客观性，不管我对此有多么推崇。当我们的社会逐渐丧失养育孩子的健康风气时，我无法做到冷静旁观。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将我的担忧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每当我察觉到自己在关于青少年的谈话和文章中流露出一种如同末世一般的文化基调时，我都会感到惴惴不安。这种基调与我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格格不入，我一直在抵制它。但最近，我开始很不情愿地相信，我们的时代需要正视这件事。

此时此刻，关于我们社会的未来，正面临着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现在的青少年面临严重的问题，他们已经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志愿者、社区领袖、慈善家和许多大公司，已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帮助已明显陷于困境的青少年；另一方面，问题正在迅速恶化。在当今的青少年群体中，每天都有暴力、犯罪、自暴自弃和自毁行为等令人痛心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所呈现的问题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在不断升级。现在，最严重的事件甚至赫然出现在曾一度被认为最稳定的社区。

这场战斗关乎我们青少年的生活和未来希望。这是我们和文化环境之间的拉锯战，我们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来拯救我们的青少年，而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正在继续将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努力的方向，我们就会败下阵来。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可能仍然不够，除非我们能铲除文化环境恶化的根源。否则，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不承认这个问题只会雪上加霜。在某些学术和专业圈子里，美化深陷绝境的孩子们的生活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认为，把这些孩子的生活描绘得黯淡无光，将是对他们及其家人的不尊重。这种做法让我感到难以置信，以至于我快要失去我在这件事上的最后一点点克制。我们不能因为怕冒犯一些人而忽视真相；在利益攸关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应该受到谴责。当然，人们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可以发现一些发展得很好的孩子。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青少年成为激励周围人的榜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的青少年普遍都发展得很好。太多的孩子—无论贫富—虚度了光阴，却没有获得他们维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技能、品德或目标感。

对于当今青少年问题的根源，人们众说纷纭。有人将其归咎于经济困境，有人将其归因于历史问题，还有人将其归咎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其他因素。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然而，我会不断地回到其中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根源上：我们培养孩子的方式。在培养孩子的所有地方，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一个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每位读者的生活中：所有被普遍接受的关于青少年生活技能和行为的标准都大幅下降了。

人们对青少年的期望更低了，反之，他们从青少年身上得到的回报也更少了。不管孰是因孰是果，教育、管教，以及关于青少年能力和品格的培养正在迅速变成失落的艺术。与这一令人不安的文化现状相比，我所看到的任何社会分析报告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第一次尝试为大众撰写的通俗作品是《儿童道德》（TheMoral Child）—我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将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科学发现转变为让父母、老师和普通市民可以发现其有用的晓白文字。这本书备受关注，我因此接到许多邀请，在父母群体、教师和其他经常与孩子接触的人面前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经历让我获益良多。其中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我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几十年酝酿的青少年危机的严重性。

自然而然地，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看到了很多面临困境的孩子。最近几年，我的工作让我走进了一些社区，在那里，“不利因素”是对青少年所处环境的一种委婉说法。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一些必要的标准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中，父母们也会感到不安和沮丧。而在糟糕的情形中，无论贫穷还是富裕，父母们都会感到担心，而这种担心会在群体中传播。

我在这本书中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社会面临的青少年危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的阶级、种族、性别或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我很清楚，这种说法与认为每个社会问题都有其经济根源的理论背道而驰。然而，我观察到的这种危机既威胁着富人家的孩子，也威胁着穷人家的孩子。当然，这种危机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在贫穷地区有更具威胁性的表现形式。但是我相信，从本质上讲，困扰当今青少年的问题是一个，而不是多个。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网。我用来描述这个问题网的一个词是“士气低落”。我引用这个词想表达两层含义：道德标准的丧失和精神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