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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全新品种
世界范围内的巴尔扎克学术研究精华
十个子领域,全方位展现最新研究成果
【名人评价及推荐】
【主编简介】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西班牙皇家学院外籍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1989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和文艺学。著有《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作品”)、《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主持《西班牙与西班牙语文学通史》和“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另有《堂吉诃德的长矛》《游心集》《想象的边际》《亲爱的母语》等十余部作品,并参与了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
【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法国研究中心(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主任、《法国研究》杂志主编。著有《“一”与“多”——欧洲经济、政治、法律协调中的文化背景研究》、《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当代外国文学概论》(合著)、《雨果学术史研究》等专著,译有《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存在与虚无》(合译)、《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非人——时间漫谈》、《文学世界共和国》(合译)等二十余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系统梳理了雨果、圣伯夫、普鲁斯特、莫洛亚、布托尔等法国作家和学者对巴尔扎克的研究, 紧接着将视野扩大至世界,主要介绍德语国家、英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对这位法国作家的研究;第二编在上一编的基础上,选取十个巴尔扎克研究中的重要子领域,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力求为巴尔扎克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路。
【目录】
绪言 不断生成中的巴尔扎克研究和“人间喜剧”
第一编 巴尔扎克学术史
第一章 巴尔扎克研究在法国
第一节 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葬词”
第二节 圣伯夫:巴尔扎克的“神秘主义”与“一半观察,一半想象”
第三节 普鲁斯特论巴尔扎克
第四节 皮埃尔·巴尔贝里斯论巴尔扎克
第五节 米歇尔·维诺克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六节 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七节 埃里克·博尔达斯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八节 费利西安·马尔索对《人间喜剧》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第九节 米歇尔·布托尔论巴尔扎克
第二章 巴尔扎克研究在世界
第一节 德语国家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二节 英国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三节 美国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四节 沙俄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五节 苏联时期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六节 匈牙利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七节 日本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八节 中国的巴尔扎克研究
第二编 巴尔扎克学术史研究
第一章 巴尔扎克“旅”程苦乐与巴尔扎克学
第一节 充满苦与乐的财富“旅程”
第二节 社会平面景观“旅行”
第三节 社会立体景观运行规律“旅行”
第四节 穿梭式“心魔”景观旅行
第五节 爱情之旅的意外收获
第六节 最后的真正婚姻之旅
第二章 巴尔扎克与“自由、平等、博爱”
第三章 巴尔扎克“行话”话语的人类文化学和发生学阐释
第四章 巴尔扎克与“封建的社会主义”
第五章 巴尔扎克笔下的“流氓无产者”——“万字帮”
第六章 “地狱里的普罗米修斯”
第七章 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与浪漫主义传奇
第八章 巴尔扎克的“理想国”
第九章 《婚姻生理学》的人类社会学意义
第十章 《神曲》与巴尔扎克研究之研究
附录一 重要文献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附录三 书、报、刊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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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不填)
【绪言】
不断生成中的巴尔扎克研究和“人间喜剧”
一、 《人间喜剧》的外在生成形式
在巴尔扎克自己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为社会人,必然受社会法则的控制,因此,人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他必然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长成“种子”与“土壤”综合作用下所应该长成的样子。因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设计成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
按笛卡尔研究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来看,“风俗研究”是整部《人间喜剧》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为“私人生活场景”(《入世之初》《夏倍上校》《高老头》等共28部)、“外省生活场景”(《欧也妮·葛朗台》《古物陈列室》等共14部)、“巴黎生活场景”(《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烟花女荣辱记》四部曲、《小市民》等共18部)、“政治生活场景”(《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一桩神秘案件》等4部)、“军旅生活场景”(一共设计了26部,最终只完成了《舒昂党人》等2部)和“乡村生活场景”(《农民》《乡村医生》《乡村教士》等4部)。作为法国社会生活全景式展示的“书记员”,巴尔扎克尽量全面地“记录”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反映一切社会实况”,描写“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把当时法国社会生活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细分,生成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全景图,而且他还以一个称职书记员的禀赋和责任心,使他的“这些作品以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丰富起来,以大规模的积累而愈发庞大的方式,都是一种奇异的,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即使是这样,巴尔扎克也未能如愿真正生成“全景图”:他在1844年设计的《人间喜剧》总目录中一共计划写作144部小说,有50部左右未能成书,但是他却于1844年列出的这个写作计划之外写出了《经纪人》、《高布赛克》、《贝姨》(“穷亲戚”研究系列之一)、《邦斯舅舅》(“穷亲戚”研究系列之二)以及《夫妻生活的烦恼》,并且也确定了此5部小说在《人间喜剧》三大部分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写作计划只是一个规划,在完成该规划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获得“材料”的情况进行写作,最终将这些材料“生成”了90余部作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实际上是未完成的,若不是因为他早逝,这部人间喜剧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生成一幅更加庞大的法国19世纪社会全景图。
如此“记录”下来的原始材料既是不完整的,也是比较松散杂乱的。巴尔扎克对自己读过的那些“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十分不屑,因为它们“通通都忘记了将风俗史传承于世”。为了让自己收集的这些材料更加紧凑,令读者特别是令“诗人和贤哲”感兴趣,“融化成为生动形象的哲理”,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第二部分设计为“哲理研究”,他决心要找到“社会或个人的生命所必需的推动力量或条件”。虽然经过巴尔扎克精心整理的“风俗史”将不断“增殖”的法国社会各种生活场景进行了较全面的生成和展示,但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作“哲理研究”时还是觉得看不大清楚“风俗史”中那些现象后面的,“居于最高深的哲学核心”的是什么,也就是不清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巴尔扎克在写作计划中设计了“哲理研究”,但他仍然“感到不知怎样去写才好”。他研读了沃尔特·司各特的许多作品,认为司各特的作品兼收了只有史诗才具备的“神奇”与“真实”这两大要素。因为史诗中的“神奇”就本质而言是作者本人对“历史”材料的加工,既然加工就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取舍,这个取舍过程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的过程,也就是笛卡尔式“格物”思考过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史诗中的思考由“渗透式思维”(神话思维,其思维机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不再赘述)逐渐过渡至现代的理性思维。但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真实”和“神奇”是并存的,他是将已知的原料(“风俗”)中展示出来的乱象,以“神奇”为手法进行典型化(即分出类型),达到哲学(格物致知)的高度。因此在法国的巴尔扎克批评和研究中,巴尔扎克一半被放在现实主义阵营,另一半则在浪漫主义行列中。在司各特的影响下,巴尔扎克“察觉到这个衔接不紧的缺陷时,同时也就发现了有助于编撰作品的体系,以及实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所以他“选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进行“约取”,以期找到“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巴尔扎克在“哲理研究”中为“风俗研究”中记录下的这些社会现象找到了原因,他运用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的哲学方法,将这诸多原因分类并展示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绝对之探求》《两个理想》等作品中。以其首篇《驴皮记》为例,巴尔扎克以这个近乎东方的奇幻故事来表达社会生活规则和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法则面前,人总是在物质和生命之间纠结,个人和社会的宿命关系在于此,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悲剧也在于此(comédie—喜剧,在这里实际上并非指戏剧艺术种类意义上的喜剧,而是泛指戏剧或“人间大戏”)。
如果说巴尔扎克在“风俗研究”中尽量全面展示了社会现象素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各种生活场景中的人物进行了“典型化”,在“哲理研究”中将这些典型做进一步的精心分类,生成各类哲学意义上的典型,也就是社会种种风俗场景之成因的话,那么《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则是前两大部分的现象类型和精神类型的成因之成因,即“法则”(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或“始作俑者”。
在1834年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巴尔扎克写道:“在写过现象和成因后,就该写principe了。‘风俗’是表演,‘原因’是后台和舞台设施;‘分析’principe也就是分析l’auteur。”法文中的principe一词常用的意义是“原则”,但在这里,巴尔扎克却特别解释了一下,说principe就是l’auteur(意为“作者”)。顺便说一下,许多没有看过巴尔扎克给韩斯卡这封信中特别解释的研究者或译者,大多把principe一词译成了“原则”。这当然也没错,因为“原则”即“行事依据的准则”或“法则”。那么,“人间”这部大戏的作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这个社会种种恶习善行的“书记员”为何将它们分成三大部分,构成了这部《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仅作为书记员的巴尔扎克“生成”了《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第一部分“风俗研究”即《人间喜剧》的主体部分),但按“书记员”的逻辑,这部巨著中“记录”下的种种恶行善举之内在动力显然不是巴尔扎克本人,而是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法则(la loi sociale)和自然法则(la loi naturelle),所以他才特别解释说,这两个法则便是《人间喜剧》种种恶行善举生成的内在动力。
二、 《人间喜剧》的内在生成动力
巴尔扎克研究大部分都停留在巴尔扎克如何“记录”19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风俗”,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批判,以及他笔下的人物如何地具有典型性和个性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兼备)相结合的美学特色等等,但是对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这个关键问题上,却鲜有人涉及。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文学人类学和发生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人类工业文明、经济发展与个人关系的“暧昧态度”,以及巴尔扎克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等角度进行的巴尔扎克研究等均不多见。
巴尔扎克在1833年给洛尔·徐尔维勒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在修改《欧也妮·葛朗台》……这孩子逗得我睡不着觉……假使你知道思想怎样塑造、成型、着色,你就不这样轻率地批评人了!……你不知道钱在悭吝人的手心里是怎样一个长法。
“长法”,也就是生长的方式,巴尔扎克在这里用的是动词“pousser”,法文释义为“植物学:根据生物学过程钻出泥土,延伸或长大”。这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在他的文学叙事中,人物“生长”的“种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因为他是受“自然法则”控制的,但是他赖以长成的土壤却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法则”。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
社会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为各种各样的人,就像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么?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等各异其趣,虽说前者相互间的区别更难掌握。如同动物有种类的划分,社会过去存在着、将来还永远会存在千殊万类。既然布封竭力通过一部书来表现动物界的面貌,并为此写成了极为出色的作品,那么不是也应当给社会完成一部类似的著作吗?
人类社会的进化不可能与其他动物的进化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原本就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因此,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动物性(感性)和理性(为更好生存而克制动物性的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力图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互文,因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相互制约的过程是作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巴尔扎克在“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中尽力所为的。巴尔扎克的好友达文在“分析研究”序言中说:“他的思想如天马行空,产生种种想法,这些想法,看起来各自独立无关,实际上都组合在一起。”《驴皮记》就是他看起来天马行空的“哲思”之作:人的动物性生命的有限和精神追求的无限之间相互生成却又相互制约。法国文学理论家皮埃尔·沙尔捷(Pierre Chartier)说:“正如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序言中所言:‘人类在一边进化,一边自杀。’人类的智力越来越强,但却给个体人和社会人都带来了混乱和损毁。”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社会人进化到希望得到无限的物质以满足同样无限的非物质追求的阶段,这两者间的“不兼容性”是显而易见的。巴尔扎克从自身经历看到,在那个金钱似乎万能的社会里,除了自然法则本身以外,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几乎没有任何措施去抑制。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初版“跋”中写道:“弗朗索瓦·拉伯雷这个博学而又循规蹈矩的人,善良的图尔人,更是希农人,说过:‘德廉美修道院的人对他们的皮(peau)十分担心,而对忧愁(chagrin)很节制。’”巴尔扎克正是借助了这句话中的“peau”和“chagrin”二词来生成《驴皮记》这个题目的。“chagrin”这个词作为名词是那时用来做书封面的轧花皮革,但它还有一个释义是“忧愁”。《驴皮记》借用这个词的“忧愁”之意,就像借用《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但却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的院规,来警告巴尔扎克所处时代腐败的人性:贪得无厌,不知收敛。巴尔扎克在全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之后,并没有止步。他在思索,他在追问这种种“社会现实”是如何生成的,又该如何去面对它。这才应该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真正价值所在,也促使我们在过去的巴尔扎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人间喜剧》真正的价值。如上所述,在巴尔扎克看来,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既相似又有很大区别,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人类文明发展中,追求财富、名誉等的秉性使人类文明不断跨越前进,但同时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如《驴皮记》中拉法埃尔手中神奇的驴皮。
然而我们很少注意到巴尔扎克为何在《驴皮记》初版的“跋”中特别提及拉伯雷《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即“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但“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实际上,正如巴尔扎克为小说主人公拉法埃尔设计的结局那样,拉伯雷式“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是有条件的,过分的贪婪无异于自杀,人类越来越强的智力也带来越来越强的欲望,最终超越自然规律的极限,“驴皮”(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拉法埃尔望着已经细如柳叶的驴皮时的忧愁(chagrin)实际上就是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担忧。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像《人间喜剧》中那样对财富的追求,这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发展的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当的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是自洽的(auto-consistance):人类发展如法律、道德,乃至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自然规律和人类动物性之间关系更加洽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中的力作《婚姻生理学》和《夫妻生活的烦恼》中,就把这种洽合性限定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他在《婚姻生理学》“引言”中引用拿破仑在行政法院讨论民法典时的话:“婚姻并非源出自然。……人是自然意志的执行者,而社会则是嫁接在自然上的产物。—制定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而道德并非一成不变。”巴尔扎克接着写道:(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本书的作者,也许不知不觉地在作者心中埋下了今天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的种子。”巴尔扎克年轻时学过法律,对于有关通奸的法律有过观察,“逐渐在脑海中,对夫妻间事情的本质,形成了一大堆多少有点正确的概念……一朝之间,突然产生了融汇他全部想法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思想。那就是对婚姻的嘲笑:一对夫妻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后才第一次懂得相爱”。
那么,巴尔扎克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他认为的夫妻间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才第一次懂得相爱?这几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乃至整部《人间喜剧》的重点之一。和那块驴皮一样,夫妻间如果存在着类似眼泪、羞耻、仇恨、恐怖、秘密阴谋、血腥斗殴,或者“以强奸做婚姻的开端”,或者以通奸导致婚姻破裂,再或者仅仅是以财产为婚姻之基础等等,婚姻和家庭这个“人间喜剧”中最核心的剧情就会成为悲剧了。
如果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也有些悲剧的因素,这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婚姻本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好保护群居人类社会的重要手段(制度),因此是有其社会价值的,尽管它并不是源出自然的。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这个有价值的东西被过多的生理欲望撕得粉粹。巴尔扎克还从文化人类学和统计学的角度指出,在当时法国的三千万人口中,女性大约一千五百万,而且“首先要从这一总数中扣除九百万”,因为按当时巴黎大学一位教授的人类学著作《分析动物学》的观点,这些女人基本上就是“两手动物目中的唯一一类动物”;巴尔扎克注意到,在那个时代这些女人的确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因此被社会排除在“女人”这一人类“稀有变种”之外。那时被男人看作“女人”的只有大约一百万,而且还要排除未成年人和老人,剩下来的婚姻对象只有约五十万人,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是从这一部分人和她们的丈夫、情人之间,有关女性成长、生理欲望、夫妻、女佣、情人间的复杂关系和法律纷争等“神奇婚姻的各个阶段”,到达“论夫妻和睦”,揭示出围绕婚姻这个社会核心结构演绎出的种种“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无限助长人的物欲,既把大部分人变成“两手动物”,也把即便是“稀有变种”的人们实际上“非人的”(inhumain)即“无价值”的秉性暴露无遗。所以现当代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批评者中有多人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研究,其中以皮埃尔·巴尔贝里斯(Pierre Barbéris)的《巴尔扎克式神话》(Mythes balzaciens)、费利西安·马尔索(Félicien Marceau)的《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Balzac et son monde)和阿兰(Alain)的《巴尔扎克》(Balzac)最为著名。费利西安·马尔索的《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被认为是“巴尔扎克研究的最新方法”(《巴尔扎克与他的世界》,伽利玛出版社,2008年版封四简介);阿兰的《巴尔扎克》则将巴尔扎克看作荷马,将他的《人间喜剧》看作19世纪的“人类史诗”之一(见《巴尔扎克》,伽利玛出版社,1999年版“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仅仅从社会批判和现实主义文学视角研究巴尔扎克的传统方法,给巴尔扎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传统巴尔扎克研究尚未取得的新成就。中国对巴尔扎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经过几代法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努力,《人间喜剧》和《巴尔扎克全集》以及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其他出版社、期刊杂志出版发表,艾珉在2019年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为新版《巴尔扎克全集》所写的洋洋四万言的《总序》更是其中概括性很强的巴尔扎克研究“索引”之一。
……
【文摘】
众所周知,虽然巴尔扎克曾经不无恶毒地诋毁过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但是雨果并未计较,反而对他很是欣赏和尊重。1849年1月11日,法兰西学士院选举已去世的夏多布里昂的接班人,“维尔曼先生首先宣读了巴尔扎克和德·诺瓦耶先生两个候选人的信。巴尔扎克先生的信提到他的头衔和他的访问。大家发现巴尔扎克先生称夏多布里昂为子爵……开始投票。然后开票。德·诺瓦耶先生得了二十五票,巴尔扎克得了四票,还有两张废票,一张是空白票,另一张则写着:‘一个文学家,如果可能的话,不再有公爵!’我和昂皮、蓬吉维尔、拉马丁投了巴尔扎克的票”。1850年,巴尔扎克患严重的心脏肥大症,已经“奄奄一息”;雨果得知消息,立刻匆匆赶到他家看望。雨果先向仆人和一个“哭泣着的女人”进一步了解到巴尔扎克的病情,然后走进巴尔扎克的卧室:“一种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散发出来。我掀开毯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他的手全是汗,我握着他的手,但他并没有反应。”这时雨果默默地看着这位老朋友,想起一个月前他们之间还在争论:“他指责我‘蛊惑人心的宣传’,他是正统派。他对我说:‘您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放弃这个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头衔呢?’”那天是个星期天,雨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这时有西班牙诗人纳瓦莱特、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贝纳伯爵等人在等他,雨果对他们说:“先生们,欧洲将失去一个伟人。”
就在当晚,巴尔扎克去世了,享年51岁。
1850年8月20日,巴尔扎克的葬礼在圣菲利普杜鲁勒教堂举行,雨果和法国内政部长等人参加了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身边,前面是追思台,他不时地与我交谈几句。他对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答道:‘一个天才。’”
接着,雨果和大家一起护送巴尔扎克灵柩到拉雪兹墓地安葬。送葬的行列中除了众多像大仲马这样的著名作家,还有为巴尔扎克作品排字印刷的所有员工;送葬的行列绵延好几条街,几乎看不到尽头。“我走在棺材前头的右边,手执柩衣的一根银色流苏,大仲马则在右边。”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发表了著名的“巴尔扎克葬词”。
首先他说:“现在被葬入坟墓的这个人,举国哀悼他。对我们来说,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将不是统治者,而是思想家。一位思想家不存在了,举国为之震惊。今天,人民哀悼一位天才之死,国家哀悼一位天才之死。”在这篇不算太长的葬词中,雨果首先将巴尔扎克看成19世纪“最强有力的”作家,认为他的出现,使得19世纪的文明发展像弗朗索瓦和黎塞留时代后那样,出现了“一种规律,促使武力统治之后,出现精神统治”。雨果认为,在最伟大的人物中,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的,是处于最优秀的人物中间的。因为他“才华卓越,至善至美”,认为巴尔扎克的成就是“眼下说不尽的”;认为这时“对我们来说,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他所有的著作汇成了一部书,一部活生生、光辉灿烂、意义深远的书”。雨果认为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是一部“有生命的、光亮的、深刻的书”,因为“我们当代全部文明的来龙去脉、其发展动态,都以令人惊骇的现实感呈现在我们面前”。雨果对巴尔扎克作品的历史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巴尔扎克使其时文明全部的“来龙去脉”都鲜活生动地呈现出来;他接着指出,巴尔扎克作品中在揭示历史之来龙去脉的同时,带着许多“说不清楚的、同现实混杂在一起的惊惶与恐怖”;这正说明雨果认为巴尔扎克清醒地看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七月王朝时期整个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群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各领域(我们在《人间喜剧》,特别是在其“杂著”中都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这些内容的描述与见解);更重要的是,雨果认为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在记录,他还使人们看见了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走向”;当巴尔扎克令人沉痛地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从人间消失的只是他的躯体;雨果伟大诗人的眼光看到的是巴尔扎克“张开他的有目共睹的、天才的翅膀,久久飞翔在群众上空,忽而展开另外的、看不见的翅膀,消失在未知之乡的时候,我们心中,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随后,雨果说:“不,那不是未知之乡!……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这与后世许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安德烈·莫洛亚这样的20世纪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将其巴尔扎克传记直接题为《巴尔扎克传: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Prométhée ou la vie de Balzac),因为正如雨果所言,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大量真实的、夸张的、平庸粗俗的描写中,“会突然让人觉察到最忧郁最带悲剧色彩的理想”。雨果认为巴尔扎克并不是像一些人认为,以及巴尔扎克本人也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保王主义者”。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人间喜剧》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不自觉地”加入了著名作家的强大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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