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燦二首

字湘蘋，一字明深，號紫，江蘇吴縣人。善詩文，工書畫。海寧大學士陳之遴繼室。著有《拙政園詩》並詞。

《海寧縣志》：徐燦，字湘蘋，江南吴縣人，內院大學士陳之遴繼室也。封一品夫人。陳公職史館時，夫人常登寓中山亭，望西山雲物。好為長短句，梓有《拙政園詩餘初集》。後從公譴居奉天七年，而公即世，子孝廉輩亦先後夭折。夫人遂布服茹齋，不復以吟詠落人間矣。康熙十年九月，恭逢聖祖謁陵還駕，夫人瀝血手疏引咎，得荷俞旨扶轜歸里。其著《絡緯集》之徐少淑，即夫人之祖姑；其貞娥徐文琳，即夫人之族女，後聘為李子堪永婦。

陳維崧《婦人集》：徐湘蘋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絶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姒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歸何處”及“衰楊霜遍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撮屯田《淮海》諸勝，真可憑衿。

《圖繪寶鑑》：徐燦，吴縣人，海寧陳中堂素葊夫人。長齋繡佛，善寫大士像及宫粧美人，筆法古秀，衣紋如蓴葉，設色雅淡，大得北宋人傅染意。

《觚賸》：京城元夜，婦女連袿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云云。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林下詞選》：燦字湘蘋，茂苑人，陳之遴相國夫人。善屬文，兼精書畫，詩餘真得北宋風格，絶去纖佻之習，其冠冕處，即李易安亦當避席，不獨為當代第一也。

《國朝畫徵録》：徐燦，吴人，海寧相國陳之遴素葊公淑配。善畫士女，工浄有度。晚年專畫水墨觀音，間作花草。

【輯補】

徐燦《拙政園詩集》（嘉慶八年刻本）卷首《海寧陳氏宗譜家傳》：夫人諱燦，字湘蘋，家世吴門人，少保素菴公繼配也。幼穎悟，通書史，識大體，為父光禄丞子懋公所鍾愛。素菴公原配沈夫人早世，請繼室於徐，時素菴公舉孝廉三年矣，徐公故有二女，夫人其季也，有貴徵，遂許婚焉。既結褵，事舅中丞公、姑吴夫人至孝。早膺華膴，婉約無貴倨氣，妯娌中忘其為笄珈命婦者。晚遭坎壈，從素菴公謫居塞外十二年，卒能哀籲動天，扶櫬以還。當時同被謫者例不得還，即家屬叩閽，悉不准，准者惟徐夫人一疏。夫人歸時，宗人逆于境，問夫人何以得此，夫人曰：“君父之恩，天高地厚，雷霆雨露，無非教也。人疏鳴冤，我獨引咎，故荷鑒憐耳。”其卓識過人如此。早年雅好吟咏，尤喜為長短句，素菴公手編次之，題曰《拙政園詩餘初集》刊刻行世。自塞外稱未亡，即停吟管，不留一字落入人間矣。嘗以從宦不獲親奉吴夫人甘旨，發大洪願，手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以祈姑壽。晚益皈依佛法，更號紫氏，繪寫幾及萬卷，人争寶之，静坐內養，神明不衰，迨殁，異香滿室，雖盛暑，顔色如生。於戲！夫人歷患難，出險阻，不戁不竦，雖大丈夫不是過也。末後一着，鎮定如歸，不迷覺路，殆所謂再來人非耶？

同集載吴騫《新刻拙政園詩集題詞》：予少日嘗重刻徐夫人明深《拙政園詩餘》，迄今且數十年，復得《詩集》於其六世從孫奉峩，亟謀剞劂，合入《海昌麗則》集以行。按，《拙政園詩餘》一卷，海昌相國在日，曾序而刻之，板尋燬，《詩集》則初未授梓。故世第傳夫人長短句，而罕知其詩。是編通得古近體二百四十餘首，未詳當日何人所輯，並無歲月序跋可稽。然予細觀，辭格清醇，丰神靚淑，非所謂饒有林下風者邪？至其身際艱虞，流離瑣尾，絶不作怨悱語，即與相國唱和諸作，黽勉慰朂之意，時見乎言表，為不失風人之旨，尤非尋常巾幗所易及。昔廬陵李梅公司馬序其夫人朱氏《遠山隨草》云：“余既遭時弗造，賦命不猶，從刀鋒劍血中萬死一生，皆內子周旋而左右之。境遇亦良苦矣，然平常絶尠侘傺怨懟之色，遇變復無兒女牽顧之情。每閑居，相與揚扢風雅，凡古今人物之賢否，及世道之治亂興衰、升沉顯晦之迹，未嘗不若燭照而數計之。”噫！夫人之境遇，亦何以異是。《詩餘》始刻於順治癸巳，逮今百五十載，而《詩集》方克壽梓。延津之劍，久湮復合，固由奉峩搜訪之力，要亦作者之精誠，有不容終泯者。梅公著《石園全集》，斯編也出好古之士。試憑廬陵之説，取《石園隨草》，與夫《浮雲》、《拙政》參五以觀，雖世殊事異，其能無撫卷而增欷乎？奉峩名敬璋，生平力學，訪求先世著録不遺餘力，至手輯《乾初先生全集》，勒成數十卷藏於家，則尤有功於山陰劉子之門者也。嘉慶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寎月望日吴騫識。

同集載徐敬璋跋：璋案，昔素菴公序夫人詞有云：“湘蘋所為詩及長短句多清新可誦。”又云：“余愛香蘋長短句愈於詩。”故當日為之編次詩餘初集以傳，而不聞有詩集之刻。是以流傳頗尠，心竊憾焉。今歲仲春，從弟敬持出家藏抄本見示，凡得古今體詩二百四十六首。余受而讀之，不禁狂喜，亟以進之兔床吴丈。吴丈積學好古君子也，嘗以《拙政園詩餘》刊入《海昌麗則》，今得斯集，獲償夙願，尤欣然付梓，與《詩餘》並垂不朽焉。竊惟夫人始歷恬愉，晚遭坎壈，其境有順逆之殊，故其詩有哀樂之異。然其樂也，寧静可風；其哀也，和平有度。洵乎《葛覃》、《卷耳》之遺音，而彤管之極則也。既以告于吴丈，乃援筆而誌之，且以不忘斯集之所自來云。歲在玄黓閹茂孟夏既望六世從孫敬璋謹跋。

張紈英《餐楓館文集初編·國朝列女詩傳》（道光三十年刻本）載徐燦小傳云：徐燦，字湘蘋，又字明深，號紫，江蘇吴縣人，海寧大學士陳之遴繼室也。封一品夫人。海寧初官秘書院侍講大學士，尋遷禮部侍郎右都御史，晉禮部尚書、宏文院大學士加少保，夫人皆從官京師。順治十三年，御史魏裔介、給事中王楨並劾海寧植黨徇私，以原官發遼陽居住，旋釋回。十五年，復以賄結內豎吴良輔流徙盛京，夫人亦從居七年。海寧殁，子並夭折，夫人布衣茹苦。康熙十年，聖祖謁陵還駕，夫人瀝血上疏，乞歸夫骸，得旨俞允，乃扶櫬歸。夫人工填詞，風格似李易安、朱淑真，陳維崧稱為“南宋以來閨房第一”。善寫大士象及宫妝美人，間作花草。筆致古秀，衣紋如蒪葉，得北宋人傅染法。著有《拙政園詩詞集》。

隴頭水

西去窮荒恨，東看〔一〕故國愁。一心懸兩地，雙淚落風流〔二〕。羽檄秋偏急，戎車夜不休。壯夫輕出塞，未到隴山頭。

秋日漫興

帝苑芳春鳳吹諧，看花曾遍雒陽街。行吟緩控青絲轡，擊節頻抽白玉釵。共挽鹿車歸舊〔三〕隱，幾浮漁艇散秋懷。霜風掃盡煙霞況，愁見龍城葉滿堦。

【校記】

〔一〕看：徐燦《拙政園詩集》（嘉慶八年刻本，下同）作“來”。

〔二〕風流：《拙政園詩集》作“分流”。

〔三〕舊：原作“響”，據《拙政園詩集》改。

《撷芳集》现存乾隆三十八年汪启淑飞鸿堂自刻本。全书80卷，收诗人1853家，诗作6029首，是第一部大型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也是清人所辑的第二大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其*大优点是汇集了大量女诗人的传记材料，于“地志家乘，丛编杂记，一切刻本所载，无不遍采”（沈初《撷芳集序》），并将这些材料逐项隶于各诗人小传之后，少则数百言，多则数千言。

前言

一

《擷芳集》八十卷，是乾隆末年成書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編者汪啟淑（一七二八——一七九八），字慎儀，號秀峯，又號訒庵，安徽歙縣綿潭村人，以經營鹽業寓居杭州，後捐納入仕，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官至兵部車駕司郎中。

汪啟淑的少年時代主要在綿潭度過，那時他的父親汪光鉞正在杭州經營鹽業，擁有自己的莊園〔一〕。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其父去世；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其母方氏去世〔二〕。次年，作爲長子的汪啟淑遷居杭州小粉場北街汪氏莊園（又稱小粉牆，今建國中路横河橋附近）〔三〕，不過他的户籍仍在歙縣〔四〕。汪啟淑一度師事沈德潛、方岳薦、張湄學舉子業，寓居杭州後爲家事所累，又熱衷結社，學業荒廢，至遲在二十二歲時已罷去舉子業，從其所好〔五〕。

從乾隆十年（十七歲）僑寓杭州到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六歲）捐官入京的三十年間，汪啟淑以杭州爲中心的活動主要是結客、收藏、旅遊和著述。

汪啟淑“慕顧阿瑛、徐良夫爲人”〔六〕，“少喜結客，名流滿座”〔七〕，時人亦有顧阿瑛之比〔八〕。其所與結者，除厲鶚、杭世駿、周京、張湄等浙派詩壇老宿之外〔九〕，尚有丁敬等著名印人。當時印壇“海內高手，大半皆出”丁氏之門 〔一○〕，汪啟淑得其製印不下萬餘鈕，其杭州小粉場莊園的飛鴻堂和開萬樓成爲東南文人和印人往來出入的一大淵藪〔一一〕。

汪啟淑“多資而好古” 〔一二〕 ，“嗜古有奇癖” 〔一三〕，凡見古印、古硯、古瓶、古籍、名墨等物，不計貴賤，甚至不惜顔面，傾力收入囊中。比如古硯，“自唐、宋、元、明以迄我朝，苟聞潤如玉、黝如漆、聚墨多、可飽霜毫者，不計地遠近、金多寡，必購求而得” 〔一四〕。再如古籍，其十八歲時從松江府購得元人莊蓼塘舊藏珍貴古籍甚夥，舟載以歸，厲鶚爲作“雪壓扁舟浪有棱，載來書重恐難勝”之句相賀〔一五〕。尤嗜古印，自稱“印癡”、“印癖先生” 〔一六〕。錢泳曾説：“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秀峯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秀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别，不論精粗美惡，皆爲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一七〕

汪啟淑“于歙之南鄉築綿潭山館爲讀書處，緣山下上，即景而分題其勝者以數十計” 〔一八〕 ，此館“環峯穿壑成結構，剪伐豐腴露筋骨。淙淙飛瀑濺珠玉，落落長松響羌觱。就中更起百尺樓，南北峰頭相髣髴” 〔一九〕，規模宏大。不過其收藏之富，尚不及汪氏杭州的飛鴻堂和開萬樓。其飛鴻堂有“圖書一大都會”之稱〔二○〕。至於開萬樓，汪啟淑曾自豪地説：“江浙藏書家，向推項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絳雲樓、范西齋天一閣、徐健菴傳是樓、朱竹垞曝書亭、毛子晉汲古閣、曹倦圃古林、鈕石溪世學堂、馬寒中道古樓、黄明立千頃齋、祁東亭曠園。近時則趙谷林小山堂、馬秋玉玲瓏山館、吴尺鳧瓶花齋及予家開萬樓。”〔二一〕樓外“秀石玲瓏，清池窈窕” 〔二二〕，樓內“左圖右史，牙簽玉軸與蜼彝敦盤之屬，紛綸斑駁而雜陳” 〔二三〕，融圖書館與博物館爲一體。據同時人描述，汪啟淑二十歲時已“藏書萬卷”〔二四〕，二十八歲時“所儲蓄卷以十餘萬計”〔二五〕，五十七歲時已“藏書數十萬卷”〔二六〕，數量鉅大，而且增長迅速，汪啟淑將其自列爲當時全國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可以説言大而非誇。其所藏印章，除當代名手製印萬餘枚而外，尚有古印不下萬餘枚。據丁敬説，汪啟淑二十四歲時已“得古印幾盈萬鈕”〔二七〕，至於晚歲，“所集秦漢、魏晉、唐宋、元明諸印，古銅、玉石、象齒、水晶、瑪瑙、蜜蠟、犀角、檀香、黄楊，至數萬紐”〔二八〕，稱得上古印收藏家。

“嗜古癖”而外，汪啟淑還有“山水癖”。汪啟淑“好遊歷山川，西子湖頭，山陰道上，蘭亭禹穴，天台雁宕，以及虞山虎阜，三泖九龍，出京口，溯大江，繫馬石城之旁，憑弔六朝之舊，凡夫幽奥之境、名勝之區，興之所到，無不裹糧以遊”〔二九〕。時人稱“君多山水癖，江上寄情賒”〔三○〕， “生平好遊，遊輒有詩”〔三一〕， “其所至，必成一集”〔三二〕，其詩歌創作與遊蹤相伴隨，大抵因地成集，記述見聞，描繪古跡，偶寓感慨。入仕前的結集有《綿潭漁唱》（乾隆十一年）、《飛鴻堂初稿》（乾隆十五年）、《蘭溪櫂歌》（乾隆二十年）〔三三〕、《學稼吟》（乾隆二十二年）、《甌江遊草》（乾隆二十八年）、《邗溝集》（乾隆三十五年）、《客燕偶存》（乾隆三十七年）、《漱霞軒詩鈔》（乾隆三十八年）〔三四〕，共八種。

汪啟淑善於將結客、收藏、旅遊與著述打成一片，上述八種詩集就是其入仕前“遊輒有詩”的産物。至於結客、收藏與著述的關係，也同樣密切。汪啟淑對當時的刻印名家，或重金延致，或迂道往訪，在二十歲左右的年紀，居然能够“間關四方，訪精于此藝者，輒與定交，得一佳印，勝于得官。宗不一家，要歸渾厚，日月既多，已滿囊篋”〔三五〕， “遊跡所至，殫意搜羅，得當代名手鐫印及萬數，都爲印譜五集，流播藝林”〔三六〕。其《飛鴻堂印譜》五集四十卷，爲著名的“三堂印譜”之一，所收“俱係國朝現在名手”〔三七〕，可以説係其早年結客的衍生品。此後三十年間，汪啟淑幾乎與此書形影不離，逢人乞序，當時名流，題識殆遍。這些序跋、題詩和題字，無疑豐富了《飛鴻堂印譜》的內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汪啟淑借重結客以成著述的又一“癖”性。

汪啟淑對自己的收藏弗忍終秘，製譜行世，如《飛鴻堂印譜》收所藏當代名家印，《秋室印粹》（乾隆二十一年）收日常所用之印，還有許多著述收其所藏古印和古董，如《飛鴻堂硯譜》（乾隆十一年）、《飛鴻堂墨譜》（乾隆十二年）、《飛鴻堂瓶譜》（乾隆十五年）、《飛鴻堂鼎爐譜》（乾隆十五年）、《漢銅印叢》（乾隆十七年）、《集古印存》（乾隆二十三年）、《退齋印類》（乾隆二十七年）、《漢銅印原》（乾隆三十四年）等，不勝枚舉。據吴林統計，“汪啟淑一生所出版的印譜至少有三十種”〔三八〕，這些印譜絶大部分出版於其入仕之前。

二

借助文人和印人的延譽以及其詩集和印譜的發行，數年之內，汪啟淑似有聲名鵲起、譽滿東南之勢。爲這個好古、好學又好客的年輕富商延譽的，除厲鶚、杭世駿等“吟社中先達長者”之外〔三九〕，還有他的同學和當地的官吏。如十七歲時自稱“同學弟”的閻沛年説他“超群軼類，爲一時名士”〔四○〕，十八歲時杭州鹽官鮑鉁説他“性豪邁，姿瀟灑，雖席豐履厚，而能洗滌塵襟，不與世俗伍，其殆矯矯出群、超然物外者歟！一時名宿，咸折節樂與之交，或花間聯句，或月下分題，每一詩出，膾炙人口，幾同洛陽紙貴，以故地無遠近，莫不知錢塘之有汪秀峯矣”〔四一〕。這些讚譽的溢美之處自然不免引發時論的懷疑。在入杭的第三年，汪啟淑請丁敬刻唐人張爲“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瞋。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詩入印，丁敬爲此印作邊跋云：“此唐張洪崖先生句也。雖辭氣兀傲，而矩鑊中庸、和光同塵之意，了然言外。吾友秀峰汪君有會於懷，求予篆勒，以代韋弦。予素不喜作詩句閑散印，今一旦應秀峰之請者，蓋喜吾友之能希轡於先覺也。”〔四二〕汪啟淑請刻此印“以代韋弦”，其不甘“下調”又不敢“高心”的鬱悶隱然言外，反映了他對杭州這個複雜環境的深入認識和個人作适應性調整的初步意向。首先爲他招致批評的是《飛鴻堂印譜》。乾隆十四年，周宣武認爲汪啟淑“操鐵筆從事於點畫蝌蚪之場，意欲窮精極渺，盡造化之能事”，係“雕鏤鐫鎪，争奇錯巧”，勸其“不如且已，爲造物人心略留方寸渾樸”〔四三〕。乾隆十八年，吴蒙認爲以“詩文語”入印、以“鐘鼎奇字”入印，有乖古制〔四四〕，薛雪批評此譜“摘取詩詞警句，或用老生常談，甚至今以秦漢以前之文刻秦漢以後之語，不分派别，任意奏刀”〔四五〕。很顯然，以七十三歲的薛雪爲代表的幾位長輩，對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憑借個人財力迅速成名的事實，不願意欣然接受，其評論的矯激措辭之中實不無妒意。

這種“佳境易遭妒，俗士横謗傷”的局面，持續時間很長，到汪啟淑四十歲前後臻於嚴重。在四十歲的那年，他一度被這些謗傷弄得“三日卧匡牀”，爲此汪沆給他寫詩説：“我年六十四，君今四十强。衰老我不懼，所懼學殖荒。羨君保先業，束髮事文章。力祛膏粱習，結交多老蒼。聚書十萬卷，四部紛琳瑯。築樓高貯之，臨風誦琅琅。佳境易遭妒，俗士横謗傷。不平不得鳴，三日卧匡牀。昨朝訴鬱悒，觸熱登我堂。我有一言告，芻蕘慎莫忘。寡交事可息，能施名自揚。有容德乃大，作善天降祥。微言在六經，探討理本常。力行苟不倦，期頤壽且康。勿蹈我之轍，追悔秉燭光。”〔四六〕大意勸他通過“寡交”、“能施”、“有容”、“作善”四個方面的個人修爲的調整緩和這個局面。汪啟淑結交過廣，於“能施”、“作善”二端付出過很多努力，但畢竟不能盡如人意，毀譽交加，勢所不免。其突出的問題是在當時的人看來不够“有容”，汪啟淑二十七歲時，杭州的輿論已“多謂其乖崖不可近” 〔四七〕，那一年其業師沈德潛也説他“性剛直，不能俯仰隨人，多忌之者”，一度“守佩韋之戒”，或試圖通過涵泳詩歌“以和易其性情”〔四八〕，但終究没有太大改觀。在他剛入京做工部都水司員外郎的乾隆三十九年，歙縣同鄉鮑廷博攜錢塘藏書家郁禮往借《庶齋老學叢談》，汪啟淑“秘不肯宣，僅録林吉人兩跋相授”，即其一例〔四九〕。據焦循嘉慶五年的回憶，“秀峯來揚，訪江都汪容甫明經，見面兩相争詈。嘗飲於汪對琴比部家，擎盃忽大慟，舉座爲之罷席，亦奇士也”〔五○〕。事發何時，不能確考，焦循比汪啟淑小三十五歲，其所見汪啟淑“争詈”、“大慟”二事，必在汪啟淑中年以後，其剛直和任性之一如既往，可見一斑。

當時的環境和個人的性格相互作用，給中年時代的汪啟淑帶來了强烈的挫折感和不遇感。其三十五歲時説“世路艱難，有似蠶叢鳥道”，又説“世路於今更險巇，思歸卻恨買山遲” 〔五一〕，四十二歲時金兆燕説他“以倜儻磊落之才埋照舊俗中，屢經坎壈”〔五二〕，四十三歲時王鳴盛説他“遇困境窮”，以“才士不遇”相比擬〔五三〕。四十四歲時汪啟淑描述其境況云：“吾少即孤露，半生苦邅回。賦性復剛直，到處遭忌猜。二豎兼憂患，身志俱摧頹。辜負聖明時，徒慚樗櫟材。蹉跎逾不惑，行恐没蒿萊。悲歌强自遣，懷抱何時開？”又云：“煙霞成痼疾，尤愛明聖湖。無如爍金口，住久遭揶揄。幾回愜遊賞，終未暢清娱。溪山時在目，霜雪俄染鬚。回首六橋月，蝶夢空蘧蘧。”〔五四〕在這種情況下，汪啟淑一度患上了“幽憂之疾”〔五五〕，已經到了“二豎兼憂患，身志俱摧頹”的嚴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