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性别歧视与性暴力全纪实

教育×警察×刑事司法×政治×媒体

直击英国系统性厌女症的真相

这一切，是女性的问题，还是系统的合谋？

【图书简介】

在英国，每三天就有女性被男性谋杀，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一名遭受家暴，近三分之一的少女在学校遭受过性侵……

人们生活其中的系统却将这些视为孤立事件，试图消除它们的影响。

在这本极具冲击力的书中，劳拉・贝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厌女症的一部分。从学校性暴力的流行到英国皇家检察署的失误，从议会权力结构中性别比例的失衡到媒体中的性别歧视，劳拉一步步揭示出，英国的教育、司法、媒体与文化等领域如何合谋了根深蒂固的系统性厌女症，如何将女性遭遇的性别不平等归咎于她们自身。她大量引述真实受害者的话，让无数不被看到、不被听到的女性直接发声：这是系统的问题，而非女性的问题。

【作者简介】

劳拉·贝茨（Laura Bates），英国女性主义作家、活动家，《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作家，“日常性别歧视项目”创始人，该项目收集了超过20万份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证词。她的代表作有《厌女国度》《隐秘的角落》等。

劳拉与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等密切合作，致力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因其对性别平等事业的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还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刊物评为年度女性。

【译者简介】

蒋怡，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有《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致命尖端》等。

【编辑推荐】

★英国社会性别歧视与性暴力全纪实

★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证词实录

★教育×警察×刑事司法×政治×媒体→直击英国系统性厌女症的真相

★这一切，是女性的问题，还是系统的合谋？

★令人愤怒的真实案例，社会边缘的无名“房思琪们”直接发声

校园性侵、职场性侵、家庭暴力、街头性骚扰……

★令人胆寒的可靠数据，打破“这是孤立事件”的认知

在英国，每3天有1名女性被男性谋杀；强奸案起诉率仅1.4%；每年约5.4万女性因母职歧视丢工作……

★直击问题的系统性根源，跳出“个体归因”的误区

在英国，教育资源存在性别倾斜，警察失职、滥用权力，法官中女性占比低，强奸案“去刑事化”，女性参政壁垒高，议会的产假制度不完善，媒体物化女性，女记者遭遇网暴……

★揭示性别、种族、残障、阶级歧视的交叉性，呈现多元身份女性的叠加困境

★提出可落地解决方案，兼具宏观政策建议与微观个体行动指南

【媒体及名人推荐】

这是对不公现象清晰、有力的审视。

——《观察家报》

我倒要看看哪个男人读了这本书还能否认问题的存在。

——《新政治家》

我一口气读完了。太棒了，堪称完美。

——乔利·布里尔利（“孕后遭弃”组织创始人）

【目 录】

清单

它始于……

父权制？什么父权制？ 

“孤立事件”

害群之马

审判受害者

政治与特权

媒体的厌女症

连点成面

修复系统，而非女性

2023年版后记

致谢

注释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它始于……

2021年，英国教育标准局的检查员在调查校园性骚扰时，从学生处得到的反馈是，性骚扰已经完全成为正常现象——在女孩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她们已觉得没有必要去挑战或告发这种行为。“日常性别歧视项目”收到的数万条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有些老师与学校以觉察力和领导力，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女生遭受校园性暴力的情况仍然普遍得令人沮丧。而这些经历与其他形式的学校教育一样，影响着学生的性格形成。中小学以及随后的大学，成为复制、加剧和强化不平等的冗长制度中的又一个环节。

当这样的经历在我们求学的环境里普遍存在且被视为“理所当然”时，怎么能指望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虐待是错误的，我们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应该“忍受”性骚扰呢？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教导我们自己是次等的，我们必须接受现状，即使我们反对，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或采取措施。

教导我们要责怪的是自己，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出问题的不是系统，而是我们。

我遇到过一些女孩，她们因打算建立一个女性主义社团，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还遭到了斥责，理由是这样的社团“在制造分裂”，可能会让男生不悦。我也见过一些女孩被暂时停学，因为她们的裸照未经她们的同意就被广泛传播，而传播这些照片的男生却未受任何惩罚。我还遇见过一些黑人女孩被指责“太过性感”，仅仅因为她们穿着与白人同学一样的校服，而她们的身体要受到校方的别样监管。我也见过遭受性骚扰后试图反抗或发声的黑人女孩，与她们的同学相比，她们更容易被认定为“在制造麻烦”，更可能受罚或被开除。

……

头条报道以惊人的频率告诉我们，女学生因为“露大腿”或“不当地”露出她们（喘息的）肩膀，甚至因为文胸肩带可见而被赶回家。如果这里《使女的故事》的氛围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有一所美国学校甚至用图像处理软件编辑了八十名女生的年册照片，几乎删除了她们锁骨以下所有的肌肤，图修得如此粗糙，看起来像是被一个五岁孩子用原版微软画图程序动过手脚。原先（完全正常）的照片被学校“认为不得体”。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个男生的照片被认为需要改动。

这是大规模的洗脑：我们正系统地教育孩子们去责备、羞辱和性化女性身体。我们正通过一套系统来污名化每位女性，这套系统认为，女性身体的功能性部位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

父权制？什么父权制？

所以答案很明显：女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对吧？假如她们想出人头地，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要再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男人，显然这些都是她们自己的责任。在工作场所为自己说话，强硬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别人不善待你，就走开。该升职时就得提。如果是自己喜欢的领域，即使没有那么多女性从事，也不要放弃。

在一生中，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把遇到的挑战、绊脚石和失败都看作自己的过错。而与此同时，社会又使我们习惯忽视和淡化自己遭遇的性别歧视与侵犯。

我们已经习惯被教导说应该责备的是我们自己，以至于开始不加质疑地自责。或者说，我们开始认为身为女人注定如此。

你觉得难以开口请求的晋升，你没有信心谈及的不如意的性生活，你与男性同龄人的互动方式，你未能谈妥的加薪，所有这些都是巧合，都是个人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系统性的厌女症，不存在父权制。

要不是对女性的压迫被当作笑料，“父权制不存在”的说法简直就是个荒唐的笑话。

事实上，这种观念正在重新抬头。一些学者向数以百万计易受影响的年轻男性读者暗示，女性并没有面临任何系统性障碍，所以她们遭遇的任何不平等都应该归咎于她们自己不完美的生理特征和错误的人生选择。这些学者借此卖出了数百万本书，赚取了数百万英镑。听起来耳熟吗？

……

当我们使用“父权制”这个词时，我们说的是一种历史制度，它由西方社会中那些一直手握最大权力的人设计，也是为他们设计，这些人就是白人、富人、非残障男性。这是一个种族、阶级、同性恋和残障歧视的系统。我们谈论的是白人至上、男性统治，是根植于我们生活的制度中的等级制度——从政府和政治机构，到工作场所和岗位、教育、社会规范、福利和医疗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在每个阶段看到这种等级制度的涓滴效应。女性继续在为夺取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而斗争。黑人继续因警察暴力而丧生，而杀害他们的警察几乎逍遥法外。亿万富翁在玩弄太空火箭之时，无数家庭因为残破的福利制度而陷入贫困。

……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女人在任何地方经历的每一个负面结果都是由父权制直接造成的？当然不是。女人也可能跟男人一样，在工作中犯下可怕的错误，从而丢了工作。不，这也不意味着男性就能幸免于厄运。但就整体而言，以下的事实对大局有影响吗？女性在薪酬过低的工人中占大多数。领导和政治角色中鲜有她们的身影。她们在当前负责决策和创造技术的行业中代表权严重不足，而这些决策和技术将在不久的将来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当然有影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往往由我们作为女性、作为残障女性、作为有色人种女性和作为跨性别女性的重叠身份所决定。当然，即使是在这些类别或它们重叠的范畴内，每个人的经历和人生事件也会有所不同。没有人走着完全相同的道路。但我们所有人都是由我们的经历塑造而成的。而且，如果这些经历受到了（异性恋、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残障歧视的）父权制的影响，那么很多结果和现实——从工作到家庭状况——也有可能受其影响。

这种论调往往会让上述那些学者大发雷霆，他们会斥责：女性主义者又一次试图将所有女性变为无助的受害者，变为幼稚的婴孩，称她们无法摆脱无形的压迫，必须心甘情愿地承受悲惨和失败的人生。那些人主张，如果我们继续把自己当作丧权失能的缩头乌龟，那么女性将永远无法自立。

问题在于，压迫毕竟不是那么无形，尤其当你生活在其中时。在此情况下，无知不是福，而是压迫。在现实生活中，承认压迫你的结构，比继续被灌输“这只是你自己的愚蠢过错”的观念更有力量。这并不是要免除女性的个体责任，也不是要鼓励她们不去努力，而是要颂扬她们所取得的成功，即使她们身处一个对她们充满敌意的系统，是要让她们有权对自己面临的却不被允许言明的障碍感到愤慨。

比方说，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4000名女性因为母职歧视而丢工作，假设你就是其中一员。当然，你的老板向你保证，这与你怀孕无关。是的，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巧合，是你的工作表现下滑得让人无法接受，明白吗？

然而，你们54000人并没有同时搞砸工作。这让人感觉一定另有隐情，对吧？

“机会平等”的说法几乎完全建立在我们故意忽视的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不平等之上。问题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习惯这样做，因为习惯了这些不平等，就不会再去思考它们。

试想，一名女子和她的男性伴侣在同一年开始做一份新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长应该是一样的，但他们还必须分担另一份志愿工作，而且必须与他们的带薪工作同时进行。如果男方建议女方承担绝大部分的志愿工作，这样男方就有时间在自己的主业上取得进展，我们立刻会抱怨不公平。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如果男方后来在工作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我们会立即指出，他们在额外工作时间上的差异是他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

然而，这正是英国绝大多数异性关系中的职业女性所处的境况。在英国，一对异性夫妻同居时，女性平均每周要做大约十六小时的家务劳动，而男性只做六小时。在疫情期间，母亲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比父亲多77%。人们期望女性神奇地进行“三班倒”——育儿、家务和情感劳动——同时还要从事有偿工作，并在职场上不落后于男性伴侣，对这种荒谬现象，我们却没有进行质疑，而是耸耸肩说：“女性表现不如男性，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也不仅仅是女性需要“振作起来”、要求伴侣分担家务那么简单：系统和政策往往在结构上潜移默化地让这种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在英国，男性只有少得可怜的两周法定陪产假，而女性有三十九周法定带薪产假。而共同育儿假制度的固有缺陷意味着，对于大量家庭来说，这在经济上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呢？如果一直都是系统在作祟呢？一个依靠隐蔽性来保存自己的系统，它以最巧妙、最阴险的欺骗手段来维持自己的隐蔽性，让女性相信她们自己难辞其咎。

当我们看到女性在职业领域的各种指标上表现不如男性时，我们的反应总是试图“修正”女性。网络交流会、单独辅导、女性团体、自信沟通课程——这些为女性提供的所谓绝佳“解决方案”的清单越来越长。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将这些“解决方案”与女性面临的偏见和歧视联系起来。

出问题的不是女性，而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