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推荐，法国“新史学”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反思欧洲文化

重新思考古希腊的典范之作

书名：出发去希腊

定价：68.00元

作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05

页码：284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03924

赵汀阳推荐，法国“新史学”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反思欧洲文化，重新思考古希腊的典范之作

1.思想体系成熟的大家新作，在文化边界、文化身份和文化演变等论题上做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是法国“新史学”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作品。在《历史性的体制》《希罗多德的镜子》等一系列作品之后，阿赫托戈已经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出发去希腊》是其2015年出版的作品，在探讨文化边界、文化身份、古代历史以及历史学家的使命基础上进行更深层的反思。

2.反思欧洲文化，破除欧洲优越感，打消现代人对远古文明的疑惑与盲从。

作者追踪从罗马帝国到近现代，不同时期人们对古希腊作为文化、政治遗产的不同解读和态度，挖掘欧洲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源头，从而打破欧洲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建立更加客观现实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3.重新思考古希腊、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现代人的关系。

    本书不仅梳理各个时期的历史，还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古希腊的认知进行比较研究，重新审视了欧洲文化和现代文明。

4.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肯定了文化多样性和可比较性。

作者利用其历史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应用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承认并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探讨古典研究的双重命运。平和、理性、求实，搭建人文观与现代观。

古希腊的文明遗产长久以来占据着欧洲文化的核心位置，它作为一个阐释对象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在欧洲不同历史时期被选择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上、思想上的参考。从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古希腊的意义如何被定义和阐释，它在欧洲建立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前言 来自远方的希腊

开篇词

第一章 古典研究的双重命运

第二章 历史来自哪里？

第三章 蛮族人的耐力

第四章 出发去希腊

第五章 法国式的希腊Ⅰ——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到埃米尔·涂尔干

第六章 法国式的希腊Ⅱ——从埃米尔·涂尔干到让—皮埃尔·韦尔南

尾 声 走向其他的出发点？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荣休教授，任古代与现代历史编撰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显现》等。

我研究古希腊的时候，是把历史当作客体去研究的。《出发去希腊》一书中，我的问题是，希腊作为一个客体如何穿越了不同的历史年代，是怎么被人们建构起来的，怎么被改变，有的时候甚至被背叛了。希腊这个客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被选择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上的参考、思想上的参考，但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所以我思考的问题是：希腊这个客体在现在怎么成为古代思想的代表、基本参考？…… 还要看希腊人自己的历史，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是怎么看自己的，又是怎么被当时的世界所认识的？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

我非常高兴和阿赫托戈先生讨论古代的资源。我想说，阿赫托戈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当代的重要性。法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史学大国，都有着伟大的史学传统。中国已经翻译了法国的很多史学著作，比如布罗代尔、韦尔南、勒高夫，现在又译了阿赫托戈，他们都是法国杰出的史学家。阿赫托戈先生的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好消息。

——赵汀阳

前言 来自远方的希腊

回到昨日希腊的光荣，

和往昔罗马的盛名。

这两句诗引自爱伦·坡的《致海伦》（Hélène, 1845）。爱伦·坡的这首诗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相当有名。我们可以说，这两句诗使经典的古代文化有了名称，有了地位，同时也将古代文化与古希腊和古罗马联系在了一起。光荣属于希腊，盛名归于罗马，但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都早已成为过去。诗句中流露出些许伤感。实际上，爱伦·坡的诗表达、转述、浓缩了公元2 世纪的一个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而且是用充满乐感的话语恰如其分地将普鲁塔克的话重新表达了一遍。忒修斯和罗穆路斯分别是雅典和罗马的创建者。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Vies Parallèles）中这两个人物的传记一开始，的确谈到过“美丽而著名”的雅典，也探索过“罗马的伟大名声”。换句话说，从普鲁塔克到爱伦·坡——我们姑且只从这一段历史时间来看——他们始终保持了看待雅典和罗马的某种方式。对普鲁塔克来说，那是他生活的罗马帝国，而且他是贵族和知识分子，他既是维奥蒂亚小城的公民，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会想方设法找到罗马的意义。而爱伦·坡则是在想象一片文学的天地，用的几乎是模仿的方式，并以此为媒介，向海伦表达心声。这里提出的，是两种希腊的形象，是两种与希腊建立联系的方式。

雅典的光荣和罗马的盛名

在后面几页文字当中，作者主要说的是雅典，而不是罗马。但是，如果没有罗马的盛名，何来雅典的光荣呢？我们姑且假设古罗马人没有征服希腊，而且，根据贺拉斯（Horace）的著名诗句，希腊并没有征服罗马这个野性难驯的战胜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希腊的遗产”能够伴随西方漫长的历史吗？很可能不会，或者至少其伴随的方式会不一样。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雅典会如何，又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为了回答“我们是谁”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古罗马人是最先不得不面对希腊人的，而当时的世界自从荷马以来，便始终是希腊人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始终是与希罗多德一起，由希腊的悲剧作家和哲学家思考出来的。所以，我们是蛮族人，还是希腊人呢？是正在希腊化的蛮族人，还是不开化的古希腊人呢？如何从这种两难之中走出来呢？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维吉尔是如何给出了天才的回应的：我们是特洛伊人。而且，《埃涅阿斯纪》（Enéide）是被战胜者起来报复的史诗；奥古斯都的元首制标志着最终达成的结果。已经过去的多少个世纪的进程，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审视。而埃涅阿斯从燃烧着大火的特洛伊走出来的场景，模仿的是尤利西斯，实际上（在不自觉中）却是一次返回原点的回归之旅。

希腊的状况又如何呢？希腊人是什么时候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或者说，希腊人是什么时候变成了历史的“对象”的呢？是古罗马人胜利之后吗？是在公元前168 年，在珀耳修斯（Persée）失败了的那次彼得那战役之后，当最后一个马其顿国王面对保罗—埃米尔（Paule-Emile）军团的时候吗？在这次经历之后，波里比阿（Polybe）作为人质后来在罗马度过了17年，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面对新的世界要有一个新的历史，新的历史不应该是“四分五裂”的历史，而应当是全世界的或者全球的历史；在这一新的历史当中，罗马认为自己的演变与命运女神的进程一样。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对于他们在“古典希腊”成为历史对象的过程中起的作用，我们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这些人当中首先是普鲁塔克，他认为光荣的希腊，作为自由城邦并创造了伟大的精神财富的希腊，是在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的时候，在马其顿的腓力战胜了以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时，就已经结束了。在雅典人被战胜之后，德摩斯梯尼便成了末路历史的悲剧之英雄代表。

谁这样认为呢？西塞罗这样认为，而且尤其是现代人也这样认为。洪堡把1806年在耶拿被拿破仑战胜的普鲁士和被腓力战胜的希腊进行比较，并因此而设想写一部“希腊末期和衰落的历史，并把这一事件看作通史的历史中心”。这是他的原话。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是总体上的想法是非常清楚的。“在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先后的围攻之下，希腊各邦没落了；拿破仑的围攻导致了德国各邦的衰落。从中我们应当可以看出，战胜者总是低于被战胜者。野蛮的民族实际上总是战胜更加文明的民族。不公正的、善于算计的、动荡的民族总是战胜最为人道的、以正直和忠诚的方式从事和平活动的民族。”法国人就是这样欺负人的野蛮民族！但是，在此之后，在内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文明的民族最终是能够战胜作为战胜者的野蛮民族的。这里说的就是被战胜的德国人！从贺拉斯的原话出发，于是便有了洪堡的日耳曼—希腊文化计划，后来，当他被任命为宗教信仰和公共教育局的局长之后，他从1809年开始立即实施了这项计划。基于与希腊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相似性”，该计划是围绕着“教化”（bildung）这一中心概念而组织起来的，而“教化”是通过一种特有形式的教育所产生的作用。德国的身份之路必须经由希腊来达到。洪堡还明确说，认识古希腊人，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令人愉快的、有用的和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认识古希腊人，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我们想要造就什么样的理想”。在拿破仑的欧洲时代，洪堡再一次提出关于模仿的悖论，正如温克尔曼1755年便在《关于模仿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imitation）中提出的那样；温克尔曼向德国人提出，要“直接”到希腊艺术的源头上去汲取，也就是说要模仿古希腊人，以便——如果可能的话——变成不可模仿者。不再经由罗马和法国，而是要出发去雅典。

希腊人、罗马人、蛮族人

雷米·布拉格（Rémy Brague）在《欧洲：走向罗马之路》（Europe, la voie romaine）中提出：“从任何一点上，欧洲人都不是古代的继承者。”他说得对，但是我们需要立即纠正的是，“如果把‘继承者’的含义，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理解成某个‘来到人世间’的人，在摇篮里便接受了父母留给他的物质和文化财富，那欧洲人的确不是古代的继承者。但是如果相反，认为所谓继承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据为己有的活动，那他们就是古代的继承者”。强调古代的原始距离或者最初的相异性，是有好处的，可以使我们不必从根本上再对欧洲的某些方面进行约定，或者不用再对欧洲的长女希腊事先说定什么。这种据为己有的活动是如何开展的呢？是什么样的动力推动着这种活动呢？在几个世纪期间都有哪些从事这一活动的重要人物？今天的状况又如何？这都是我们现在应当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先前所做的简单思考已经为可能的回答提供了一些思路的话，那就让我们更加系统地思考，同时强调具有基础作用的一些成对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强调成对的概念所表达的思想。罗马人需要希腊人，或者更准确地说，需要“希腊人”和“蛮族人”这一对概念，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是一对意义相反的、不对称的概念，是希腊人打造出来的，正是这一对概念开启了欧洲的历史。这一对概念将人类分成了希腊人和蛮族人。但是，最早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这些概念的，正是希腊人自己。有两点意见可以将讨论的框架勾勒出来。修昔底德指出，荷马的作品当中是没有蛮族人的，但是也没有希腊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两者都以对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另外，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一样，也认为界限并非向来就是不可逾越的。希罗多德说，希腊人有可能就是从蛮族人变来的，首先雅典人就有可能是，或者如修昔底德认为，从前的希腊世界生活方式与今天的蛮族人的生活方式是相似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界限变得明确了，但是这一对概念还是常常被人用到，不管是用来贬低蛮族人，还是相反用来歌颂蛮族人的单纯和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人们始终用希腊文。在漫长的文化历史当中，斯基泰（Scythe）的阿那卡尔西斯（Anacharsis）经历的一系列奇遇就是证明。他认为，希腊人有时候是在自我宽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有时候又在散布怀疑（玩世不恭的阿那卡尔西斯爱戏弄人，对城邦的腐败风俗满是瞧不起）。

在罗马，除了起源的问题之外，与希腊的关系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一本集体创作的书《在罗马讲希腊文的方式》（Façons de parler grec à Rome）中列出了罗马人向希腊人借用的一些方式，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罗马人才成为罗马人。书的作者不喜欢“模仿”或者“希腊化”这类万金油式的概念，而是更喜欢“包容的相异性”之类的概念。罗马的精英是会讲两种语言的，但是，用来指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是“两种语言”（Utraque lingua），也就是“这种或者那种语言”，这种非此即彼的形式在希腊文中是没有的，这种形式的采用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一定要让这两种语言成双配对。这样一来，人们便能够从所有其他的语言中区别出这两种语言（其他的语言显然就是蛮族的语言）；人们让拉丁语和希腊语接近，甚至使拉丁语成为一种形式的希腊语。但是请注意，在罗马元老院，人们只能讲拉丁语。在文化方面，实际上就是把一些希腊的说法和做法包括在其中，并最终使之转化成罗马的方式。比如在宗教领域，所谓的“希腊仪式”（ritus graecus）并不是指起源于希腊的仪式，而是一种罗马的宗教仪式，但是人们一致地把它说成是希腊的仪式。比如“体育场”（palestre）和“体育学校”（gymnase），这两个词是希腊文，而且它们所指的机构在雅典城邦生活当中具有很强的标志作用。而在罗马，同样的名称指的事物不一样了。在希腊，“体育场”（palestre）和“体育学校”（gymnase）属于政治范畴的事物，是培养公民和未来公民的场所；在罗马，它们是属于“娱乐”（otium）类的事物，与作为“议事”场所（espace du negotium）的“集会场”（forum）不同，其目的是借想象中的希腊，娱乐市民的生活。希腊之旅，始于娱乐场。

与希腊面对面是罗马人无法回避的，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所以罗马人改变了他们一开始处于第二位的地位，并使这一地位成为优势，以慢慢建立后来人们称之为罗马文化的文化。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开始时的差距成了动力，使罗马人有了资源、愿望、动力，于不知不觉之中穿插在了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后来又成为主导性的、压倒一切的因素，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但是另外两个因素都没有因此而消失，希腊人和蛮族人都还在。只不过，现在的游戏是三方在玩。不是一对一的游戏，而是三方游戏了。这样一来，希腊人便有时间细细思考罗马人的起源。问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希腊人要根据罗马人的地位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而且还要一天天地和罗马派到希腊来的官员进行实地的谈判。普鲁塔克以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名义，提出建立一个希腊—罗马帝国。但是，征服是在4个世纪之前完成的。罗马人知道他们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蛮族人，他们不想成为希腊人，也不想成为蛮族人。有时候，他们还像贺拉斯一样，很愿意回想起自己乡野的出身，尤其是最早的拉丁诗人所描写的那种情景，但那只是为了突出奥古斯丁的诗歌所达到的完善程度，与古希腊诗人的水平相比毫不逊色。贺拉斯甚至可以大胆地宣称：“我矗立起了比铜墙铁壁还坚固持久的纪念碑。”因此，我可以大胆地与希腊的楷模进行比拟，超过它（甚至做得比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