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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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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生态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文库)

作者:钱海

书号:337937

定价:¥108 元

字数:227 千字

印次:1-1

开本:异16全

出版时间:2025-04-11

ISBN:978-7-300-33793-7

包装:平


内容简介

本书阐明了生态文明概念的由来、内涵,探讨了生态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阐释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及启示,分析了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工作。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国家公园建设、实现“双碳”目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重点任务,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若干对策措施,旨在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介绍

钱海,长期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出版发表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等多部(篇)论著。


目 录

第一章生态文明基本理论

一、生态文明是什么

二、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

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生态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构成

一、“现代化”的概念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第三章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及启示

一、“天人合一”与“仁爱万物”:树立尊重生命的整体生态观

二、“道法自然”与“知常曰明”:尊重了解自然规律是人类的“大聪明”

三、“有度有节”与“以时禁发”: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

四、“乐山乐水”与“普度众生”:以爱美之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第四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一、生态文明的践行存在“知行合一难”的问题

二、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存在“条块分治与系统治理协同难”的问题

三、生态文明建设投入转化未能发挥最大效能

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需要进一步探索

五、不断丰富和完善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


第五章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二、实现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五、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

七、加强生态文化培育


第六章国家公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建设国家公园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式

二、国际上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

三、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

四、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的特点及试点成效

五、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


第七章“双碳”目标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二、“双碳”目标的提出

三、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前景分析

四、坚决防止和纠正运动式“减碳”

五、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碳达峰目标


第八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历程

二、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挑战

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四、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策略

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样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为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正确处理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关系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积极开展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把国民经济引入正轨是首要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做好资源环境工作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着力整治水患、加强水土保持、治理环境污染、号召“绿化祖国”等,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将环境保护工作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奠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战略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稳定的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期、转型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扎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相统一,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强调环境保护是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有效利用和节约使用能源资源,主张依靠科技和法制保护生态环境,颁布了我国首部环境保护法,制定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制度,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法治化、制度化进程。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第一次从法律上要求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统筹考虑环境保护,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8月)、《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森林法》(1984年9月)、《草原法》(1985年6月)、《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水法》(1988年1月)、《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等法律,初步构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即确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出台“三同时”制度、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八项管理”制度。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1988年原为内设机构的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国家环境保护局。随后,各省、区、市也相继设立环保机构,环境保护在国家各级管理层面上得到了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发展不只是经济总量及经济指标的增长,也不是单一速度的追求,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不能“吃尽祖宗饭,断绝子孙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强调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开展大规模环境污染治理,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环境保护领域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道路。这一时期,各级政府

越来越重视污染防治工作,环保投入不断增大,污染防治工作开始由工业领域逐渐转向城市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等问题。特别是2003年春发生的非典疫情,促使我国对发展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理念,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时期,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值得记录: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环保宗旨,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具体措施。2006年4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战略思想,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个新的更高要求之一,为新时期的环保工作指明了方向。2011年12月,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积极探索环保新道路”的要求。此外,为加大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力度,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环境保护部,这也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已经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但由于我国环境治理历史欠账较多,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改革机制尚不完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比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生产方式粗放。2010年我国GDP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国的单位GDP能源消耗约是美国的4倍,日本和德国的6~8倍;我国消耗了全世界能源总量的21.3%,却只生产了世界GDP总量的11.6%。又如,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爆发,呈现出压缩型、叠加型、复合型、耦合型的特点。2011年,我国的化学需氧量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分别达到2499.9万吨、2217.9万吨、2404.3万吨,都远超环境容量;土壤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污染以及PM2.5污染等环境问题先后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面对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我国转型期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的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基础上,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前所未有”上。一是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我们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这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二是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三是成效之大前所未有。过去十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

6.6%的经济增长。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值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4.9%,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土壤污染风险得到基本管控。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以新的视野、新的认识、新的理念,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赋予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系统科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走向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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