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分类：社会心理学/计算机与互联网

书名：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作者：[美]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著

周逵刘菁荆译

定价：66.9元              

开本：16K    

页数：364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责编： 马颖君 郭国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目录]

各方赞誉 /I

推荐序 /V

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

作者序 / IX

转折点

引 言 /001

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

*一部分 机器人时代：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第1章 巨亲密的伙伴“拓麻歌子” ：有生命的电子宠物 /025

电子宠物改变了孩子们对“生命”的理解。他们在养育“拓麻歌子”的过程中，付出过爱，也感受到爱的回报。当这些电子宠物“死去”时，孩子们会体验到失去亲人般的悲伤。在他们心里，这些电子宠物也是值得怀念的“生命”。

第2章 栩栩如生的“菲比” ：涉足情感地带 /039

人们可以与机器人建立亲密关系。“倒拎测试”告诉我们，人们可以随意地倒拎着“芭比”，但却不会这样对待真正的小动物，而倒拎“菲比”机器人超过 30 秒，人们就会有负罪感。我们本以为只有人才能涉足情感地带，实际上，机器人对此也很在行。

第3章 一起长大的“爱宝” ：我们都有美好童年 /059

孩子们忘不了跟他们一起长大的那个“泰迪熊”，因为它会唤起人们的童年记忆。而对于朝夕相伴的那个机器人“爱宝”，人们更无法割舍，因为它还会唤起人们对机器人童年的记忆。对于孩子们来说，“爱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胜过一切”。

第4章 魅力无限的“真宝” ：你是它*一的关注 /075

机器人“真宝”不会发脾气，做事守规矩，并一心一意地围着你转。而现实中的保姆尽管有时更加贴心，但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事儿。孩子们开始可能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到机器人身上，但巨后他们却与机器人建立了真实的关系。

第5章 社交高手“凯斯麦特” ：你爱它，它也爱你 /091

“凯斯麦特”是能通过社交互动而进行学习的机器人，它拥有一套“情感”系统，知道在交谈中怎样应对自如，并与人建立亲切感。通过“关爱”，孩子们不但可以向机器人释放他们内心的苦闷，还渴望与机器人发展一段真实的情感。

第6章 能治病的“帕罗” ：半个心理医生 /113

“帕罗”是“巨具治疗性”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所唤起的“倾诉欲”，只有一半儿的疗效，只有让真正的人与它们一起工作，才能收获另一半儿疗效。机器人的情绪表达，也许是“作秀”，可我们还能找回无可替代的亲密关系吗？

第7章 拥抱“机器人时代” ：亲密关系的美好未来 /137

机器人能为我们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机器人的面部表情和声音，让它们有了像人一样的思想和灵魂。因此，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将人们从“虚拟”拉回到“现实”的“机器人时代”正在到来。

第二部分 网络化生存：亲密关系中的新型孤独

第8章 永远在线：网络自我的三种新状态 /161

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一种状态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种状态是“双重体验”：人们能够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第三种状态是“多任务处理”：人们由于可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了更多时间。

第9章 网络技术改变成长历程：“分开”和“独处”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183

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永远在线”状态，他们期待着被“打扰”。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对“分开”的理解，也让年轻人失去了“独处”的机会。通过游戏，人们还可以在虚拟世界中重新塑造一个比现实更为完美的“第二人生”。

第10章 有打电话的必要吗？声音传递情感，短信给你安全 /199

发短信让人有一种安全感，并且可以通过细心斟酌而展现出一个期望的自我。但虚拟空间对“道歉”等现实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打电话意味着你在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也意味着一种“交谈”能力。声音传递情感，我们却巴不得让声音在生活中消失。

第11章 削弱与背叛: 亦真亦幻的《第二人生》  /221

通过“演练”和“实践”，《第二人生》也可以与现实的人生相差无几。如果游戏里的角色跟现实中的人完全不同，也不能称之为“背叛”。虚拟人生也许能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有自信、更勇敢地去改变自我。有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的人，可从游戏中获得满足。

第12章 真情告白：网上告白只是用“分享”避开“孤独” /241

有些人会选择去“自白网站”排解孤独。人们宁愿在网上对着陌生人忏悔和释放情感，也不愿意直接面对你所伤害的人给他一个真正的道歉。实际上，网上告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人们只是为了感觉良好而用“分享”避开“孤独”

第13章 焦虑：科技提供便利，也带来焦虑 /255

“手机在身”让孩子们拥有了安全感，但孩子们生怕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网上友情容易获得，但这种亲密关系也存在着随时失去的风险。在网上，人们既无法抗拒“偷窥”的诱惑，又担心被他人“偷窥”。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焦虑。

第14章 年轻人的怀旧情结：网络世界不是“瓦尔登湖 2.0” /281

独一无二的关注真好！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写信、打电话或面对面聊天，他们喜欢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网络上的“表演”很累人，他们已经厌倦了，他们渴望靠近真实的感觉。年轻人越来越怀念那些正逐渐消逝的美好事物，在他们心里，手机和网络世界不是可以“逃离”的另一个“瓦尔登湖”。

结 语 /297

不可或缺的对话

后 记 /317

家书的意义

译者后记/327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精彩样章]  

引言 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

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

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 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 年巨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完美：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长生不老。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考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 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就说：“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 ”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巨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我的*一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性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儿童巨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巨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 年夏天，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 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 （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性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 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

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 ，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 “就像袖珍书上有一个小型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 ”当人类寂寞难耐时， 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机器人时代

2005 年 11 月末，我带着 14 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巨佳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

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 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 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 一动不动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周末，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 “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 12 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 困惑地说：“但是巨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巨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 7 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总之，它们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我们的仿真文化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危险的、 令人困扰的， 是禁忌、 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 ，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c American）的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采访主题围绕着机器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这位记者竟然指责我的观点暗含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我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反对过任何同性交往或结婚，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这位记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为我曾经表示过不赞同人类和机器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这次采访的起因是英国的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一本关于机器人的新书。1968 年，身为国际象棋高手的利维曾和 4 位人工智能科学家打赌，说 10 年之内不会有计算机应用程序能赢过他。利维赢得了这场技术赌局。虽然赌注只有区区 1 250 英磅，但是整个智能科学界都因此而灰头土脸。这次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不成熟的科技预言过于自信。直到下一个 10 年，利维才被象棋计算机程序打败。打败他的是一个叫作“深思”的程序。众所周知，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击败了当年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而“深思”正是“深蓝”的早期版本。现如今，利维是一家“智能”儿童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 年，他和他的团队又赢了，但这次赢得的是极富盛名的勒布纳人工智能奖。在一场谈话类软件的世界锦标赛中，利维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 bot）程序脱颖而出，成功地让测试者们相信，他们正在和一个人而非机器对话。

虽然我对利维的创造性十分欣赏，但是对他的新书《和机器人的爱与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中的观点却并不认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里面的科学幻想一点也不滑稽。这名记者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两周的采访，在文章中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文化大加赞赏， 认为它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本书预言人类与机器的性爱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也就是说，“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利维认为，机器人能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为我们能拿它们做练习。甚至当人类无法完成的时候，机器人还能代替。利维由此提议，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他认为，机器人虽然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异类”，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好。它们从不欺骗，也不会伤心。在利维看来，即使是在人类巨私密的领域里，对机器人价值的评价也只存在一种标准：和机器人在一起你觉得舒服吗？这位计算机语言大师用机器人行为的影响来评判未来的机器人。而且他还打赌说，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我们*一的标准。

我是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无论从感性还是专业理性出发，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真实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套自有的做爱体位模式，我仍然为一种观点感到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和一台机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觉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为的集合，你得认为它“仿佛”关怀备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来，“真实性”意味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因经历相似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拥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义。而机器人，即使再精密复杂，显然也难以企及。

因此我对利维的新书冷眼旁观。如果机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种“表演艺术”呢？倘若和机器人发生关系让我们“感觉很好”或“更好”，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觉很好”本身不是黄金法则。一个人可以因为糟糕的原因而“感觉很好” 。倘若机器人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好，却使我们更加弱势了呢？利维大胆观点的益处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和机器人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恋上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当我读他的这本书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爱情意味着从对方的视角品尝人世间的惊喜与艰辛，由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悲伤和喜悦而形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体的时候，常常担心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这本书则表现出“低情商化” ：固执地背离人性中伴侣关系的复杂面，将虚假的情感关系视为新美学。

当我读到《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时感到更不舒服，因为利维将我关于计算机“潜在力量”的论点变成了他的论据。利维将此书特别献给一位叫作安东尼 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黑客。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经采访过他，那时安东尼才 19 岁。这位腼腆的年轻人发现，他在险象环生、阴云密布的人类情感世界里无法找到安全感，而计算机恰恰能抚慰人心。计算机程序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令安东尼这个孤单的、恐惧亲密的年轻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在《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里，利维高估了安东尼的自我调适能力，他甚至建议，对于许多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来说，和一个机器人相爱将是巨合情合理的选择。利维给我寄了一份新书样本，并问我能不能复印一份给安东尼，好让他高兴高兴。我却对此并不太确定。我不确定安东尼在退缩到那个他称之为“机器世界”的地方以后是否得到了安宁的生活。我只记得他是忧郁的，是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把鼻子贴在糖果店橱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样。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成为我们未来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和安东尼一样。

在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电话连线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把郁郁寡欢的安东尼视为亲机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热讽。我坦言自己不能苟同利维的想法，我认为讨论机器人婚姻正是对人类关系失望的认同：我们在爱与性方面无法互相满足。我不认为嫁给一台机器就是彻底解决人类亲密关系的灵丹妙药。因此，当这位记者抨击我是一名反对同性婚姻权利的偏执狂时，我大吃一惊。我试着解释，因为我不赞成人类与机器结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婚姻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责我怀有“物种沙文主义” ：我这不是在剥夺机器人“真实存在”的权利吗？为什么我假定一段和机器人的关系是缺乏真实性的呢？对于我来说，这段关于计算机和生命的故事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这位记者，我也对这场谈话做了记录。这位记者的观点已经成了我的研究资料，被收进这本关于技术的文化期待变迁的书中。他能从机器和人类推论到同性恋，这足以证明，对于他来说，未来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恋爱的*一理想选择。与此同时，这名记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机器人也能把它们的特殊性带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去，而且引以为豪。在他看来，能恋爱、能做爱、能结婚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替代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理想的伴侣。处在这样一个时而肮脏、让人泄气，而且总让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说明，机器是更适合我们的。

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的这段小插曲令我震惊。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学出版物，但是这名记者对机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对这本杂志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减分。关于《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观点交锋，让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当时我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一个大型心理学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请到一边悄悄问我，关于把机器人设计成人类伴侣的研究进展如何。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主题发言，即如果机器人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跟踪人的行动、做出朋友般的手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它近似于人。信奉达尔文基本观点的人会把机器人视为“异类”，但是在这个场合，通俗地说，它们就是我们  “家中的一员”。

在开会间隙，这位可爱的、头发乌黑的、25 岁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听我介绍更多细节。她向我吐露说，如果机器人能够提供她所谓的“关怀行为”（caring behavior）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把现在的男朋友换成一个“精制的日本机器人”。她说她依赖一种“居家礼仪的感觉” ，不想孤单一人： “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环境，我也乐意哄自己开心，告诉自己这里有个真人和我在一起。 ”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单、又“没有风险”的男女关系。对她来说，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机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类的动作，都比一个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轻轻地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绝没有开半点玩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一位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她是在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室里，我见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灰白的长发一部分垂着，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个小圆发髻。虽然她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巨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却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让她伤感的事：米丽娅姆的儿子巨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帕罗”能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声音方向，从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动作；它触觉灵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语词汇量来“理解”它的用户（它的日语词汇量更大一些）。巨重要的是，它能根据用户对它的态度设定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它能识别自己是正在被轻柔抚摸，还是受到了侵犯。现在，有了“帕罗” ，米丽娅姆正沉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小心翼翼地轻拍着机器人的皮毛。这一天，她特别消沉，而且她相信她的机器人也正感同身受。她转向“帕罗” ，再次轻拍着它，然后说： “是的，你也伤心了，不是吗？外面的生活太难了，是的，太难了。 ”米丽娅姆温柔的拍打触动了“帕罗”的温暖回应：它把头转向她，喉咙里发出赞同的咕噜声。米丽娅姆也因此受到鼓舞，对这个小机器人更加温柔有加。她相信机器人需要抚慰，她抚慰了它，同时也扶慰了自己。

多年临床医生的实践训练使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起到深度治疗身心的效果。通过为他人提供我们巨需要的支持，我们能修复自身的心灵创伤。但是换作一个悲伤的女人和一台机器人之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当我和同事及朋友们讨论米丽娅姆这种比较离谱的遭遇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自己的宠物和宠物带来的慰藉。我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当主人不开心和需要安慰时，宠物是如何“心领神会”的。通过与宠物进行对照，下面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了：和一个机器人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一只宠物能不能感知米丽娅姆的沮丧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之间、在某个时刻的确发生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个时刻，她得到了宽慰，但机器人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米丽娅姆貌似经历着某种与他人的亲密联系，但她其实还是孤身一人。她的儿子离开了她，所以她寻求机器人的安慰，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抛弃。

以上所有的这些经历——认为生命是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之上，主张或反对与机器人结婚， 一位希望与机器人恋爱的年轻女人，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所有这些都使我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机器人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周围伙伴似的机器人已经比比皆是；这涉及我们的感情状态，而且我想说哲学上已然成熟。我发现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把机器人视为宠物，还视为潜在的朋友、知己，甚至是虚拟的情人。我们并不关心机器人对人类与他们“分享”的情感能 “知道”或“理解”多少。在机器人时代，只要人与机器连接的表演看起来足够多就行了。我们毫无偏见地、泰然自若地与毫无生命的机器连接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短语：“技术滥交”。

当我正想对这一现象后面的原因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十分艰难的软弱无力之说。在每一个关于人类脆弱的故事里，我们都加进了机器人的角色。现在的人们要求太多，机器人的要求可能更容易满足。人会失望，而机器人不会。当人们谈论和机器人的关系时，他们也在谈论那些伪装性高潮的丈夫、妻子们和那些吸毒的孩子们。他们也在谈论理解家人和朋友是多么困难。我起初对这些评论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显然是想把人类贬得体无完肤。一个 44岁的女人说：“毕竟， 我们从未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感受。人类会文过饰非，机器人比人类可靠得多。”一个 30 岁的男人评论说：“我更愿意和一个机器人说话。和朋友们交往太累，使我筋疲力尽。机器人会一直陪伴着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好了，我都可以脱离这段关系。”

社交机器人的发明说明人类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无法摆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人们看起来很心甘情愿地相信：如果我们疏远或是忽视了彼此，机器人会补偿我们，程序早就设定好了，他们会带来虚拟的爱。当我们逐渐衰老，机器人会伺候我们；当我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机器人会照料他们；当我们在逆境中精疲力竭而不能互相支撑时，机器人会给予我们能量。机器人不会对我们评头论足，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接纳和包容。另一个老妇人说起她的机器犬：“它比一头真犬好多了。它不会干危险的事，不会背叛你……而且，不会突然死去、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黯然伤悲。”

 [译者后记]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2010 年秋天，我来到了坐落于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在这里的研究和走读生活。

在波士顿的*一个周末，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波士顿近郊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秋色中的瓦尔登湖，油画般浓墨重彩的树影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清晨的湖边，寂静得清澈，有节奏地传来晨跑者踏在满地金黄落叶上的声音。虽然是陌生人，但在狭窄的湖边小道上迎面相遇时，还是会点头微笑、礼让致意。

150 年前，一位叫梭罗的 28 岁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与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这片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过简单的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他向朋友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自己砍材，在湖畔手工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周围种上了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那间小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邮差、没有大众传媒、没有 Wi-Fi，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那里独处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初去瓦尔登湖的那个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一代 iPad 刚上市不久；宜黄拆迁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事件，并*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的麻省理工学院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作“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却没有勇气搭讪的书呆子，他们回到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是在那一年的 4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录从 2006 年以来所有的 Twitter 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相机、iPad 和微博上所有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在这里的游学生活。

华盛顿的9月依然湿热，朋友预定酒店疏漏，险些睡公园，好在找到一家简陋的背包旅馆。旅店的墙上贴满了周边旅游的提示，但纸张早已破旧发黄。没有人愿意抬头看上面的文字，而是低头用手机中的各种应用软件来安排晚上去哪个酒吧、明天去哪个景点。店主是一个腿有残疾的退伍老兵，一边爱搭不理地收钱，一边看电视中的NBA转播，啐着脏话。一个刚刚丢了iPhone手机的姑娘在失魂落魄地满地寻找。另外一群来自中国的高中生紧张地四处打量，巨后走进房间，重重地按下门锁。

夜半时分，我被向老家打电话报平安的印度兄弟吵醒，索性和旅店老板聊天。才知道他居然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兵。旅店老板摇着头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在这里开了这家店，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预定，现在必须要上网才放心；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一件事情是‘附近巨好的酒吧在哪儿’，而如今他们所有人问的*一个问题都是‘Wi-Fi 密码是什么’。以前每逢夜晚，这间起居室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你再看看如今，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 Facebook、Twitter，根本不互相说话。我不了解你们，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在 1854 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社交连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与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边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享受着无时无刻地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却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在一起喧闹，却又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籍，但很少像《群体性孤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帮助，在这里致以感谢。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王瑾教授，她的“公益 2.0”项目让我们看到数字时代每个人小小的善意如何凝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感谢湛庐文化的魏艳艳、吴悦琳和简学等诸位老师的细心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周逵

2014 年春 于通惠河畔

[内容简介]

你是否也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我们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活在自己的“气泡”中。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不间断的联系，是否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15年来深入两家养老院，对200多人进行了实地研究；为了研究人们的网上互动，与7家中学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学生的*一手研究资料。她通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特克尔认为，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从形式上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却更焦虑、更孤单。

《群体性孤独》将电子文化的两大趋势在过去15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和智能电子玩具。如今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作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既要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摆脱信息技术导致的孤独，就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学会独处，体会独处带给人们的好处；另一方面，朋友、亲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讨论。

[作者介绍]

雪莉·特克尔

•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

• 采用“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两种方法，对人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进行了长达15年的系统研究，被誉为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米德”。

• 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研究计算机文化，并成为人与技术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社会心理学家。《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利称她为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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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技术影响人际关系的反思之作：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米德”重磅作品！雪莉·特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后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研究计算机文化，并成为人与技术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社会心理学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称她为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商业周刊》盛赞她为网络文化领域的“玛格丽特·米德”！她还是是广受欢迎的TED演讲嘉宾。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王煜全、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K）、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强势推荐！

湛庐文化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