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莫言的诺贝尔奖不是成功，余秋雨的中华大散文也并非辉煌，朱大可带我重温，曾经那个文学与文学批评的**！
　　《朱大可守望书系：先知》是一本专门进行文学批评的文集。这些文章来自于已出版的《燃烧的迷津》和《话语的闪电》，代表了作者专业研究领域的**水平。

内容简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期”中，各个流派争奇斗艳，诗人、作家争相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参与者，朱大可积淀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思想。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发展一起，站在了那时的*。他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均来源于此。
　　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再版，为读者展现的是中国文学“重生—繁荣—衰微”的历史画卷。这《朱大可守望书系：先知》所流露的，不仅是对“峥嵘岁月”中各色文学人物、各种文学流派的怀念和致敬，更是对作者之前判断和预言的一种验证。作者当时的疑问和回答，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现状。现在重新让更多的人聆听这位“先知”的话语，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只望能在这聒噪的世界中，有人能看到那一道犀利的智慧光芒。

作者简介

朱大可，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作为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朱大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为当时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涉足领域包括文化哲学、中国文化、上古神话及当代大众文化等诸多方面，思想和语体均独树一帜，在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目　　录

上篇 聒噪与倾听
一、甜蜜的行旅
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二、都市的老鼠
市民主义诞生于衰退的心灵和人格。这些心灵或人格，丧失了存在的激情和勇气，浑噩麻木地在世，为货币和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物品奋斗终生。
三、无边的聒噪
面对人的广泛的荒谬和无力的境况，也即面对所有操作都丧失意义的状态，舌头竟然成为唯一有效的器官，舌头和它的产业（话语）不断运动和增值着，使我们能够在孤寂中聆听到来自自身的声音。
四、空心的文学
诗人和小说家像几百年前那样，固定在一个偶像的坐姿上。巨大的典籍庄严静穆，凛然披挂着圣洁的尘土。澄明之风吹来，一切便杳然无形……

中篇 燃烧与迷津
一、燃烧的迷津
我所面对的文化（无论它是种族的还是世界的）充满着对诗歌的各种误解。诗并不像人们确信的那么重要，它不是什么“种族的触角”。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
　　一、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