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大纲

蒋廷黻 著

定价：79.00元  布面精装 刷边

ISBN：978-7-108-08079-0

开本：32  页码：490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外交家经典必读鸦片战争李鸿章洪秀全康有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近代外交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中国史学家、外交家。1912 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相关作品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内容简介

布面精装刷边  附赠精美周边

全新收入《1870—1894年间的中日外交》 中文世界首次译出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郭廷以

《中国近代史大纲》是蒋廷黻先生创作于1938年的“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的“初步报告”，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史论兼具，草蛇灰线，铺陈因果，极富逻辑性地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内核铺展在读者面前。附录收有蒋廷黻先生的论文和时评文章十余篇，计约二十万字，其中《1870—1894年间的中日外交》一文原为英语论文，此次出版，为首次以中文面貌在华语世界出现。

目录

中国近代史大纲

小序1

总论1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1

第二节英国人作鸦片买卖6

第三节东西对打9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13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17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19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23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29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32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36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40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45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49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51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58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67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79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83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87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91

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97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103

第七节蒋介石贯彻总理的遗教106

附录

学术论文 

琦善与雅片战争111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 139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51

1870—1894年间的中日外交 232

百年的外交398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410

时评与书评 

中日俄与东三省417

评《清史稿·邦交志》 424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444

二十一条的背景459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463

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470

文摘

1870—1894年间的中日外交（节选）

前　言

研究中日外交关系有着一定的困难。在过去的六十年间，中日之间发生了如此多的争端，以至于偏见与主观情感不仅仅影响，甚至有可能蒙蔽学者们的视野。目前在满洲发生的争端使得上述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即使是中立国的学者，也发现他们自己难以保持中立客观。学者们自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中日两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并且正是在历史研究的名义下，正是在研究历史以便为现实服务的名义下，存在着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由于受到世界大战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学者们似乎应当尽力避免战时心态对于远东外交史研究的侵害。

中日外交史研究必须首先奠基于中日两方的材料。在西方学界，没有学者能够在不检视法国与德国档案的情况下研究法德关系，但是过去西方学者在没有阅读中日两国档案的情况下就能对中日关系轻下判语。似乎西方学者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并不适用。然而，这一状况也不都是学者的责任，因为原始资料的刊行远远不够，而且很少有档案能够让学者公开查阅。日本外务省只是刊布了其所收藏的档案的很小一部分。正如有贺长雄（Nagao Ariga）教授所言，“日本外交系统的一大弊端，就是其难以想象的秘密性”。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同样不佳，但是中国的一些传统和政治状况能够对学者有所帮助。对于文化造诣以及祖先的尊崇使得名门之后为了纪念其先祖而树立起一些“文字丰碑”。

因此一些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档案出现在名人的文集中，而这与国家的兴趣无关。1911年的辛亥革命导致政府档案被移送到故宫博物院保存。因此与我们的课题相关的中文出版史料或许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同类资料的数量。

实际上，过去三年间中国外交资料的刊布如此之快、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整个相关领域都向学者敞开大门，而且所有关于中国外交的陈说必须被修改。

在过去的六十年间，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参与了远东的外交。因此它们各自的档案必须被研究，以便获取一个完整的视野。英国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信息，但是1870—1894年间的英国档案并未被学者彻底研究。一份重要的出版物——《有关世界大战起源的英国档案》，由于关注较为晚近的时段，因此对于本文没有帮助。美国对外关系系列资料，正如崔特教授（Payson J. Treat）的新著所示，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如果他们能够被崔特教授分析的话，也是不充足的。中日关系中的诸多事件并没有被美国派驻北京、东京、首尔的使节们所报告，有些事件的报告是失实的。正如美国档案能够补充，并在某些场合修正中国档案一样，我认为如果能够获取的话，日本档案也能扮演同样的角色。然而，除了美国在远东的代理人自身的能力问题，很明显，即使在美国与中日两国友好的阶段，中日任何一方都不会向美国如实报告双边关系中所发生的问题。在德国，即使德国外交档案（Die Grosse Politik）包含了本文所关注的时段，是这一资料集也未触及中日战争结束前的远东格局。法国外交档案（Dou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与德国外交档案相似，仍然有待进一步刊布。至于俄国，由于语言障碍和资料缺乏，几乎迫使学者只能依靠猜测来研究——虽然1895年后的情况要好一些。基于上述事实，对本文的议题盖棺论定为时尚早。不仅关于这一时段的专题研究很少，相关资料也不充分。

本文只是一个简单的叙述。在写作过程中，我尝试穷尽关于这一议题的中方史料。正是由于我主要使用了中方史料，因此不能得出最终结论，因为其他有关各方同样值得关注。但是，我希望，正因我如此用心地完成了这份研究，故学者欲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最终结论，都必须对拙文有所参考。

一、中日之间的首次订约：1870—1873年

1870年9月29日，日本代表柳原前光（Yanagiwara）抵达天津。他告诉北洋通商大臣成林，他的使命乃是告知中国政府自愿地加入与日本的条约关系之中，还说他携带着日本外务省给总理衙门——中国外交机构在当时的称呼——的照会（note），并且将继续前往北京以便呈送给中国皇帝。成林解释了中国目前的惯例：与中国不存在条约关系的国家之代表，在进京之前必须通过通商大臣征得总理衙门的同意。随后双方达成一致，成林为柳原前光转呈照会以及条约草案，同时后者在天津等待。

这封来自东京外务省的照会以简要描述现代世界的变局开头，“近来”，日本与许多西方国家订立了条约。中国作为日本最近的邻居，应该成为第一个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日本多次试图为此派遣外交使节来华，但遗憾的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国内事务使之难以成行。如果中国同意，柳原前光将为未来日本派出正式使团打下基础。

在接受这份照会后十天，恭亲王以及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向皇帝报告了他们对日本行为的看法。

他们指出，日本商人在同治元年（1862）乘坐荷兰船只抵达上海，并且进行了一些贸易活动。在同治三年和同治七年，通过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他们再次前来要求贸易。与此前日本的活动一致，此次柳原前光的使命以及外务省的照会，都证明日本渴望通商。因为中国已经允许西方国家前来贸易，故而总理衙门认为拒绝一个邻国同样的请求并不合适。时任直隶总督，随后不久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答应日本的请求。他的理由主要是政治性的。他认为日本与西方的关系和中国处于同一境地，都被西方国家压迫。如果适当地处理这一问题，中日或许能够帮助彼此对抗西方；至少能够避免日本被西方国家所利用，变成侵华的基地。总理衙门起初决定允许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不签署任何条约，因为一旦正式订约，很容易引发日本其他的要求。因此按照这一方针，总理衙门草拟了对柳原前光的回复，并于10月13日发出。

然而，总理衙门还告诉成林，如果日本代表坚持订约，那么日方提交的条约草案将留在中国以备研究，而实质性的谈判将在日本派遣正式使团时开启。

在10月29日，成林向总理衙门报告了柳原前光坚持订约的态度。

而后者的一条声明似乎对衙门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他离开日本时，在日本的西方各国使节告诉柳原前光，为了获取与中国的条约关系，欧洲小国都寻求大国的帮助，而如果柳原前光没有获得类似的支持，他将失败。衙门认为最好在日本与中国友好相处的时候满足日本的愿望，而不是等到此后日本寻求西方列强帮助的时候。

因此总理衙门给日本外务省送交了一份正式的回复，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代表的谈判。

带着前述的照会，柳原前光在11月12日离开了天津。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角度，以及一些认为加入现代国际关系是中国之耻的顽固派来看，一些人认为衙门的政策是软弱外交，并加以抵制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地域之广，不幸地给一些与日本的萨摩长州之乱相似的情况以可乘之机，后者英勇但盲目反对幕府与西方国家友好政策的事迹常常被人提起。安徽巡抚英翰在12月18日上奏皇帝的奏章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总理衙门。

日本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因此订立条约将是一个耻辱。在明朝，日本威胁中国的沿海地区近两百年。如果他们竟被允许进入中国，那将导致难以计数的问题。英翰的知识依据是错误的：日本并不是中国的藩属。明代的问题，特别是倭寇入侵，就如同中世纪欧洲所遭受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一样；但是距离当时已经过了三个世纪。总理衙门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与往常一样依赖于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的功劳、品格以及学识具有难以撼动的权威。因此朝廷将英翰的报告转给曾和李，并让他们做出回复。

李鸿章于1871年1月21日做出回复。倭乱是由于明代皇帝的劣政。在清朝，两国间不复存在此类矛盾。实际上，中国商人在长崎做生意，而日本也常常到江苏和浙江做买卖。在1860年和1861年，这两个省遭到太平军的严重破坏，而中国同时卷入了一场与外国的战争，如果日本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局势。但是日本并未这样做。日本不是能够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相提并论的藩属国。如果中国在日本独自前来的时候拒绝它，那么它将毫无疑问地寻求西方国家的帮助，这对中国而言是高度危险的状况。然而，柳原前光留下的草约表明，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立一份和西方列强相似的条约。由于中日之间的相邻性以及双方之间有大量的商人往来，故此需要特殊对待。首先，中国必须任命驻日公使以及领事，他们不仅将照顾中国的利益，而且要观察日本西方化的进程。

曾国藩的回复来自他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并且在3月9日到达北京。他的回复一如既往地简要与坦率。日本订约的要求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中国拒绝其以友好的方式交涉，那么世界各国将认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与中国交涉将是徒劳无功。日本与朝鲜、琉球和安南不是一个等级的；它希望被和英国、法国一样对待的要求是自然的。在他看来，如果中国给予日本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将不会令人感到不快，但是此类权力应当被仔细界定：不允许完全的、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被载入条约。中国必须派出领事，并建立领事法庭。

……

（摘自《中国近代史大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