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长江文明

定价: 79

作者: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09

用纸: 纯质纸

装帧: 假精装

开本: 16

ISBN: 9787521725735

1.史学名家冯天瑜新作。重新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构建长江文明文化体系。

2. 唤醒文化记忆，寻访长江流域全境，探索中华文明之源。

3. 搜集长江流域100多张图片、图表，汇集大量史料、研究数据。

人类文明是江河的赠礼。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印证。自唐宋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长江孕育并见证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勃兴与流变。本书纵览古今，在全球视野之下，综合介绍了长江文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文化优势，及其发展历程、文化分区。长江全流域资源丰厚、人文兴盛、经济繁荣，是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符号，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维持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并历数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与长江文明进行对比辨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考察也是逐步形成的，作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阻隔，从中华文明的高度重新建立对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详解长江、黄河并立的文明格局，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本书提纲契领、面面俱到，从时间、空间、自然、文化多个维度讲述，同时又简明、易读、丰富，是史学名家面向大众推出的文化读本，一书通晓长江文明分支及内核。在长江文明的统一概念之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成体系，因此本书也是剖析长江全流域自然条件与人文理路的指导性书籍，对长江地区未来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江水滔滔而逝，奔涌数千年，长江沿岸孕育了太多中华文化地标、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华英杰，形成了推动中华大地不断更新发展，塑造我们共同的民族品格与家国记忆的强大文化力量。在长江文明这一统一的概念之下，文化记忆与遗存将更成体系，唤起对长江流域历史与将来的更多关注。

目录

长江礼赞 III 导 言 V 第一章 自然长江 第一节 流域 002 第二节 干流 008 第三节 支流 021 第四节 湖泊 039 第二章 自然长江认知史 第一节 主干之辨 052 第二节 江源考察 060

第三章 大河文明纵览 第一节 诸大河文明 074 第二节 “人类文明发生线”横贯长江流域 104 第四章 文化分区 第一节 上游：羌藏文化、滇黔文化、巴蜀文化 125 第二节 中游：荆楚文化、湖湘文化 140 第三节 下游：赣皖文化、吴越文化 155 第五章 文明演进 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170 第二节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 180 第三节 近代文化的推进线路 196 第六章 水运交通 第一节 早期运河工程 214 第二节 长江与黄河的纽带：汉江 228 第三节 近代航运 236 结 语 守护与瞻望 251 注 释 255 参考文献 275 图片来源 295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张之洞评传》等。;.;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研究员，著有《秦礼仪研究》《武昌老建筑》《样式雷》等。;.;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共享遗产委员会秘书长，著有《文化线路》《堪舆》《一本书读懂中国建筑》《武汉历史建筑图志》等。

长江礼赞 长江，从雪山走来，自北而南，腾跃于羌藏滇群峰间，又东折入川，接纳巴蜀众水，汇巨流冲决川东绝壁，迎来荆楚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汉朝宗东去也，阅尽吴越繁盛，倾注大海不复返，以180 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天赐中华。 长江，穿行于北纬30 度南北。这是人类古文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的发生线，而长江流域是其中自然条件最为优胜的地段——其他诸域皆因副热带高压控制，成为干旱的沙漠带，文明凭大河灌溉，而长江流域西边有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崛起，阻断太平洋湿暖季风，形成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水热资源俱富。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天赐中华。 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于秋。龙凤齐舞、国风—离骚对称、孔孟—老庄竞存，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 长江流域人文兴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下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试看今日之环球，长江正辉耀于东方。 冯天瑜 2021 年3 月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导言 一 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方可经营定居农业，进而跨入文明门槛（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而能够为人类生存及文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沟、涧、溪”，被统称为“水”（《水经注》称黄河为“河”或“河水”，称长江为“江”或“江水”）。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四 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比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二 但不无遗憾的是，上述诸大河文明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比如，尼罗河文明被希腊化、伊斯兰化，两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被雅利安化、伊斯兰化，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和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俊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1 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而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发挥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占据。而“长江天堑”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启超（1873—1929）所说：“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2

三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 万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长江流域广及180 万平方千米，恰在北纬30 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20 世纪70 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 000 ~8 000 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新共识。 四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发明的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然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于木石——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长，黄河流 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古史所载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动于黄河上、中、下游，夏、商、周，秦、汉、唐的都城及经济、文化繁盛地带，皆在黄河流域。以《诗经》代表的商周文学，儒、墨、法等学术流派，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形成齐鲁、三晋、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区。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金属器（尤其是铁器）普及为农具后，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春秋战国时的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以屈骚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主要在长江流域滋衍。 自东周以降，黄河—长江双峰并峙，“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汉武帝经营南方，尤其是东晋、中唐、两宋之际，中原士女南渡，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3 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总之，自秦汉起，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重心雄踞中华之际，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后来居上。以户口论，在西汉，北方与南方之比为3 ∶ 1；到东汉则变为6 ∶ 5，已大体持平，至北宋则为4 ∶ 6，南方呈反超之势。4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议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黄宗羲更具体地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5 然而，经济重心南移并不意味着军政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这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在北方。不过，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中心，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的开掘被启动了，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随着大运河的开通，由黄河、长江、汉水、大运河构成的中华文化内环线正式形成。“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