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精疲力竭、永远风雨飘摇：美国“千禧一代”众生相
永无止尽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不甘于同龄人之下的成就追求、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将每时每刻投入到用来给简历增光添彩的活动中去的强迫行为——这些只是千禧一代难以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成功的部分原因。同为千禧一代的本书作者、文化研究学者安妮·海伦·彼得森，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原创访谈和细致分析，对负重前行的千禧一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展开了同情、细致和具有救赎意义的审视。
▌向上还是向下：美国社会的阶层图景
上层家庭和底层家庭大抵上都可以停留在原地不动，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和不确定。每个时期，都是处在中间的这部分人，永远惶惶不可终日。二战后崛起和壮大的美国中产阶层，在新千年风雨飘摇，不再稳固。而为保持中产阶层地位，他们只能坚持不懈，终生努力。千禧一代继承了父母的阶层焦虑，他们“从四岁起就很忙”，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蜂拥而至，从来不闲着，放松一下就会有负罪感。这是父母为他们的成人阶段所做的准备，体现的是父母的阶层意识，这是一个焦虑代际传导的过程。
▌“行走的简历”：一切以就业为指向的求学经历
当“美国梦”与上大学这两件事之间画上了等号，美国的小孩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上大学做准备，无论是读书还是参加课外活动。学生们疯狂争当老师的宠儿，模仿成年人，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而他们在上大学之后，又把自己当作“行走的简历”，把自己理解成某种“人力资本”，需要为提升经济价值而持续优化。只有伴随着既有头衔、证书、文凭、荐信时，一切努力仿佛才变得真正有价值。
▌“做自己热爱事”：过度工作的病态职场文化
投行信奉这样的理念：一刻不停地工作是精英的标志。而硅谷也相信，员工应该出于对工作本身的热爱，而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已经变得陈旧，而且不酷。但本书继而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做自己热爱的事，竟然也是倦怠的陷阱。“对自己热爱的酷工作的渴望，是一种格外现代且有资产阶级特色的现象……这是一种将某种类型的劳动提升至令人神往之地步的手段，以至于劳动者会为了追求从事该劳动的‘荣誉’，而容忍任何形式的剥削。”
▌ 数字枷锁：智能设备榨干打工人的精力
这些数字技术——从手机到智能手表——是贪婪、自私的存在。技术以效率之名，恶化、扩大了我们的倦怠。这些技术提供的是一连串不间断的通知、提醒与互动，它们把我们和他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推至前台，令我们无法忽视。我们自然也就得做更多事。它们使工作扩散至生活的犄角旮旯，直到各个角落均被填满方才罢休。它们以比电子邮件更有效、更即时的方式，将整个办公室搬到你的手机里，也就等同于搬到你榻上枕边。
▌ 育儿竞争：中产阶层的自我救赎
在当今美国社会，依旧是白人中产阶层围绕何为佳育儿方式在制定标准。这种标准让有人都拼到精疲力竭，而这场比赛中没有胜利者，有人都是输家。中产阶层家长往往势利极（即使是下意识的），但他们对其他家庭“糟糕”育儿习惯的恐惧，无非就是老一套的阶层焦虑的新版本罢了。当父母试图与“合适”的家庭建立关系时，其真正试图实现的，是建立一份保险单，使孩子在有生之年都能保持这种中产阶层的人脉、习惯与阅历。而与“不合适”的家庭相处，就像暴露在某种传染病面前，使孩子面临感染“向下流动”这一恶疾的风险。
▌ 忙碌终日，永无喘息：对“倦怠”现象的文化研究
普遍倦怠的现象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由根深蒂固的政治、历史和经济力量塑造，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子女养育、社交和生活方式。本书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对同龄人的访谈原声，以引人共鸣的犀利笔调，清晰描绘了倦怠现象——倦怠是什么感觉，以及倦怠在学生、打工人、为人父母者等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并追溯了倦怠的制度与代际根源。
▌ “美国梦”的破灭：对美国社会深层弊病的辛辣诊断
本书认为，美国年轻人中间的普遍倦怠现象，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社会的系统性问题造成的，包括经济动荡、金融监管放松、工会的削弱、社会安网的侵蚀、稳定工作的消失，以及零工经济的兴起。美国千禧一代在“美国梦”的愿景中长大，坚信努力奋斗一定会有回报。然而当他们进入社会时却发现，之前有的努力并不能保证一份中产的工作。他们现在已经看清了一切：崩坏、完蛋或失败的，并不是任何一代人，而是美国的社会体系本身。
美国的“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在“美国梦”的神话中长大，曾经对人生抱有远大期望。然而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正值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糟糕的经济衰退期。千禧一代成为美国现代史上弟一代生活水平不如自己父母的人。仅仅为了在艰难时日中维持生计，这一代美国人就需要耗尽全力。
本书考察了美国千禧一代中普遍倦怠的生存状况。通过3 000余份在线问卷、上百次访谈，用年轻人的访谈原声以及作者的个人经验，真实记录了美国千禧一代在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承受的重压，包括一路为了升入大学做准备的成长经历、将好工作等同于过度工作的病态职场文化、被工作不断挤压侵占的休闲时间，以及令人心力交瘁的育儿竞争等等。作者还探讨了技术和社交媒体是如何通过创造持续的在线要求和“时刻待命”的压力，让美国千禧一代打工人进一步深陷倦怠境地。
本书并未止步于此。作者借鉴范围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回顾，考察了美国就业市场几十年来的变迁，以及塑造千禧一代生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将当代美国年轻人疲于奔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问题——金融监管放松、工会与劳工阶层的削弱、社会安全*的侵蚀等——崩坏的不是任何一代人，而是体系本身。在结语部分，针对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痼疾，本书从回归个人价值的角度，呼吁美国的年轻人团结起来，携手推动系统性变革。
荐序 林小英
序
致谢
第0章 引言
为什么要一直工作个不停呢？因为我害怕失去工作，也因为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价值与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已经无法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风雨飘摇之感：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殆尽。
1章 我们倦怠的父母
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驾驭一种基本的、关于自身阶层地位的忧虑，并努力寻找一份能保持这种地位的工作，这就是在婴儿潮一代身上上演的我们今天所知的倦怠。他们没有背上繁重的学生债务，但他们确实有根本性的不安，以及处理日常风雨飘摇感的心理压力。
第2章 成长中的小大人
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父母并不是“坏”父母，只是他们在孩子身上培养的技能，并非中产阶层工作场所重视的技能。要在那种地方得到重视，你需要从小开始的培养计划、丰富的简历、与威人士互动时的从容自信，以及对职位阶梯运行规律根深蒂固的理解。
第3章 不惜一切代价上大学
上大学并没有减轻父母的经济焦虑，它甚至未能确保我们在中产阶层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帮我们为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切实准备。然而，为入学所做的准备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如何凭借“努力便能功成名就”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人生，无论我们看到多少相反的证据？
第4章 做自己热爱的事，也无法免去工作劳苦
对自己热爱的酷工作的渴望，是格外现代且有资产阶级特色的现象——这是一种将某种类型的劳动提升至令人神往之地步的手段，以至于劳动者会为从事该劳动的“荣誉”，而容忍任何形式的剥削。“做自己热爱的事，每一天就不再像是工作了”的说辞，正是倦怠的陷阱。
第5章 工作何以变得如此糟糕
华尔街的大事与你日常的精疲力竭，两者听上去遥不可及，但其实都可以归到同一个问题：正是那种使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糟的决定，促成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公司股价往往随着重组与裁员的宣布而上升。员工们不再被视为资产，只是让资方心疼开销的需品。
第6章 工作为何依旧如此糟糕
投行坚持这样的观念：一刻不停地工作是精英的标志，也是他们眼中的“聪明”。该逻辑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投行只从常春藤盟校中招人，这表明投行从业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因此，无论他们形成何种模样的工作日程表，都是胜人一筹的。
第7章 科技驱动万物
这些技术擅长的就是提醒我们还有什么事没做：谁在找我们？有哪些邮件还没回？谁干得比我们多？它拒绝让我们的知觉和意识有片刻闲暇。技术把我们和他人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推至前台，令我们无法忽视。我们自然也就得做更多事。
第8章 周末为何物？
填满你每一天的事情，与你想要的人生意义不相符。所以，倦怠不仅是对工作上瘾，还是一种与自我的疏离。除去你的工作能力，你还是谁？剩下的这部分自我还有可供开采挖掘的地方吗？在无人注视的场合，你知道自己的好恶吗？除了一味向前进，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第9章 精疲力竭的千禧一代父母
当家长试图与“合适”的家庭建立关系时，其真正试图实现的，是建立一份保险单，使孩子在有生之年都能保持这种中产阶层的人脉、习惯与阅历。照此逻辑，与“不合适”的家庭相处，就像暴露在某种传染病面前，使孩子面临感染向下流动这一恶疾的威胁。
结语 消除倦怠
我们不通过各自完成的工作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我们不埋怨父母或祖父母那辈人比我们过得轻巧。我们也不觉得那么孤立无援、如此疲惫不堪。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不同凡响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哪怕仅因为我们存在。
译后记
安妮·海伦·彼得森，著，[美] 安妮·海伦·彼得森| Anne Helen Petersen
文化研究学者、作家、记者，在付费订阅平台Substack上主编新闻通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并撰稿。曾任知名数字媒体BuzzFeed的资深文化作家，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大量文章，是四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媒体研究博士，曾任惠特曼学院访问教授。
长期从事流行文化和社会议题报道，善于敏锐感知和捕捉公众心理。2019年1月发表在BuzzFeed上的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的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获得超过700万次阅读量，成为爆款热文。
█ 引言
“我认为你有一些倦怠，”我在BuzzFeed网站（BuzzFeed是一个创建于美国的知名新闻聚合网站。——译者注）的编辑在Skype（Skype是一款全球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译者注）上非常友好地建议道，“你应该歇上几天。”
那是2018年11月的某天。坦白说，我感到被对方的这个念头羞辱了。“鬼才倦怠呢，”我回怼道，“我只是想弄清楚下一步想写些什么。”
自我还能记起的日子开始，自己就似乎在永无休止地工作：先是读研究生，然后当教授，现在则是成为一名记者。在2016—2017年整整两年间，我都在持续关注全国各地的政治候选人，追踪他们的故事，经常一天能码上数千字。11月的某一周，我刚刚采访完得克萨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就动身奔赴犹他某个小镇，待上个把星期，听数十位逃离一夫多妻制宗派的女性诉说心路历程。这些工作都十分紧要且振奋人心，却也恰是感觉工作如此难以止息的原因。更别提，我在选举结束后其实已经休整过了，理应是一副神清气爽的架势。至于说，我发现自己每次和编辑谈话时都会强忍住泪水——这一事实与工作全无半点瓜葛。
不过，我还是宠溺一下自己，正好赶在感恩节前歇了几天。但你可知道我利用这些休憩时间做了什么吗？我努力尝试着撰写一份图书出版计划，并非为了这本书，而是为了另一本远为差劲、让我勉强而为的书。显而易见，休息根本没有让我心情舒畅，因为我只是在做更多的工作罢了。可待到那时，我的感觉真是早已麻木了。睡眠帮不了我，运动也收效了无；我还去做了按摩及面部护理，虽则惬意一时而后效却异常短暂；而阅读呢，算是有点帮助吧，可我感兴趣的主题仍然绕不开政治，这只不过是再度把我拖回到让自己精疲力尽的事务之中。
那个11月带给我的感受，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数月来，每当一想到要去睡觉时，我都会感到不堪重负——仅仅是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床上而已，但这其中每一步都仿似双腿注铅。而对于假期，我同样觉得不知所措——或者，准确点说，假期只不过是我待办事项清单上的某个事项而已。因此，我顿生反感，而同时又渴望与朋友共处的良辰佳期。但自我从纽约搬到蒙大拿后，就拒绝投入时间真的去结交新朋友。我感到麻木迟钝、无动于衷，简直就是彻底的……躺平状态。
事后看来，我这是绝对的、荒唐极的、百分之百的倦怠——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的感觉与人们对倦怠的形容或描述方式并不一致。没有戏剧性的油尽灯枯，没有溃不成军，更没有在某片海滩或某座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舔舐伤口。我曾以为倦怠恰如风寒，偶感之后便会康复，因此我美错过了对这一问题的诊断。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就是一堆余火尚存的灰烬，闷燃数月之久。
当编辑说我身处倦怠时，我是抗拒的。正如其他“A型人格高成就者”（type A overachievers）(A型人格高成就者指较具进取心、侵略性、自信心，同时较缺乏耐心，常处于焦虑中的人。——译者注)一样，我并没有撞上南墙，而是始终迂回地在回避问题。倦怠，既与我迄今为止对自己工作能力的理解相悖，也和我的记者身份不符。然而，即便是拒绝称其为倦怠，也有证据表明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好吧——已然崩坏。我的待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其中的后半部分，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循环，整整齐齐地码放着，犹如我的耻辱柱。
这些任务中没有一项是要的，绝非不可或缺。它们只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形同鸡肋、味如嚼蜡的维护保养工作。而无论我当时在做什么，我都无法拖着自己去把家里的刀磨了，把中意的靴子拿去换底，也无法填表、打个电话再找枚邮票寄出，来帮我的狗办狗证。在我房间的角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几个月来一直想寄给朋友的礼物；在写字台上，还有一笔金额不菲的隐形眼镜退税单安静地躺着。有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似乎同样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知道自己并非一罹患这种“拒不执行待办事项清单”病症的人。互联网上充斥着众人的故事，他们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怎样登记成为选民并投票，不懂如何提交保险索赔，也搞不定网购衣服订单的退货事宜。要知道，就算我一时想不出工作上该写点什么交差，至少我还能就自己笑称的所谓“琐事瘫痪症”涂上几笔。作为起点，我开始整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由千禧一代所写，同时也大多发表在面向千禧一代的网站上，内容是关于“成人化”（adulting）的日常压力——该词用以描述在完成与我们父母相关的那些任务时产生的恐惧或自豪。正如一篇文章所言：“现代社会中的千禧一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成年’视为一系列行动，而非某种生存状态。故而使‘成人化’变成一个动词。”成人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完成你待办事项清单后半部分的事，即使它们难以为之。
伴随着这一阅读过程，我逐渐明白，实际上有三种类型的成人化任务：其一，令人厌烦的任务，因为你以前未曾做过（如缴税、在象牙塔之外交友）；其二，同样是令人厌烦的任务，因为它们让你认识到，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意味着得花钱去买那些根本不好玩的东西（如吸尘器、割草机和剃须刀）；其三，不止是使人厌烦的任务，它们既耗费时间，又宛若毫无要的迷宫（如寻找心理治疗师、提交医疗报销账单、取消有线电视服务、给健身卡办理退卡、合并学生贷款、弄清楚是否有以及如何获得州政府援助计划）。
因此，成人化——它可以延伸至完成你的待办事项清单——是艰难的，而因为生活在现代世界中，此事不知何故既比以往更容易，却又复杂得高深莫测。在成人化的框架内，我为什么要回避滞留于待办事项清单之上的每一项任务？此事显而易见。每一天，我们都手握一份有待完成的事项清单，我们的心理能量也就定得首先分配到这些事项上来。然而这种能量是有限的，当你坚持假装你的心理能量无限时，也正是倦怠降临之际。
但是，我的倦怠可不仅仅是堆积起来的、未完成的琐事而已。若是我能对自己坦诚相待——以那种让自己觉得不适的方式真正地直面自我——这些琐事仅仅是某种更深重苦楚的为具体的表征而已。并非仅仅是我平日生活里的某些事出了岔子，而是在我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些事情已经越来越不对劲了。
事实是，有这些任务都会影响我实现自己的极任务——同时也是其他许多千禧一代人的任务——不停地工作。我是打哪儿学会不停地工作的？在学校。为什么我要不停地工作？只因我十分惧怕找不到工作。而在真的找到工作后，又是为什么要一直工作个不停呢？因为我害怕失去它，同时也因为我本身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价值与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已经无法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摆脱这种风雨飘摇之感，即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殆尽；也无法将这种感觉与从小就萦绕我脑际的这样一个念头协调一致，即只要我足够努力地工作，其他一切自会水到渠成。
于是，我给自己列了一份阅读清单。我阅读了关于贫穷和经济不稳定是如何影响我们决策能力的文章；探索了学生债务和房屋有权的特定趋势；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所谓“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育儿趋势，是如何从自由、无组织的游戏，转变为了有组织的活动和体育联盟。某种框架逐渐开始浮现——我把这一框架直接置于自己的生活之上，迫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成长史，以及我叙述这段历史的方式。我与伴侣共同漫步了许久。不同于我本人“千禧旧人”（old millennial）的身份[本书作者生于1981年，是在千禧一代出生时间段（1981—1996年）的头上出生的，故自称“千禧旧人”。——编者注]，他是在千禧一代的高峰期成长起来的，身处学业与经济上的竞争氛围都更为激烈的环境中。我们就下列话题交换意见：在我的童年和他的童年之间那短短几年内，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父母是如何塑造并推广这种“让工作吞噬一切”的工作理念的？我们将什么内化为“闲暇”的目的？在研究生院里发生的什么事加剧了我的工作狂倾向？为什么我在圣诞节写论文居然还自我感觉良好？
于是我开始写作，尽量试着去回答这些问题，而一旦落笔就根本停不下来。文章草稿的字数不断飙升：从3000字、7000字，扩展到11000字。我在某一天竟然一口气码下4000字，却仍仿佛什么都没写。我通过写作为这种处境赋予形式——这种已变得如此熟悉且无处不在的处境，我甚至已不再承认它是一种处境。这所谓的处境其实就是我的生活，而我这会儿正堆积语言对其加以描述。
这不仅事关我个人的工作经验，也不是什么“琐事瘫痪症”或倦怠。这是关于我成长的时代所特有的工作伦理（work ethic）、焦虑和精疲力竭，关于我申请大学和尝试找工作的时代背景，关于经历大萧条以来严重的经济崩溃的现实，关于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与无处不在。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关于身为千禧一代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