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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
定价: 89.00
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2026-11-09
页码: 368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90948
1.贾雷德·戴蒙德教授新著,“人类大历史”研究奠基者,普利策奖得主、百万畅销书作者作品对“历史发展由谁决定?”这一问题,本书用科学研究方法破除端史观,平衡大众认知偏见。大众要么神化领袖、认为一切变革源于个人,要么认为时代大势无法被个体撼动。本书用海量史实与统计数据折中论证:领袖作用分场景,权力集中、历史转折期个体影响力大,平稳制度下个人很难改变大局,客观中立纠正非黑即白的片面历史评判思维。
2.秉持为大众书写历史的基本视角,辅以广泛亲身经历与史料分析,史实与现实共鸣,助力历史认知提升
本书分析典历史议题,但没有艰涩难读的学术理论,作者结合自己的实地经历,搭配自然实验数据、企业经营统计、体育联赛长期战绩等,案例分析兼顾遥远历史与当代商界、政坛热点,可读性强,不堆砌枯燥理论,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读懂复杂的历史发展逻辑。跳出单一行业思维,理解不同行业权力边界、资源约束如何改变领袖能发挥的作用,看清历史的通用规律。
3.科学方法的新应用,传记分析法与自然实验法跳出传统人物叙事,不再单纯靠故事评判领袖。
读者可以借助两套工具自主分析任意领导者或事件,通过比对同期竞争者、参考领袖突发变故后的社会变化,客观区分个人能力与时代红利,这套逻辑可通用在从政、创业、团队管理等各类现实场景,具备极强实操参考价值。
本书延续了贾雷德・戴蒙德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讨论一个典议题:历史发展由谁决定?个体领导者的影响力有多大?长久以来,诸多历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形成了对“英雄史观”肯定或否定的不同观点。在这本书中,戴蒙德选取了政治、商业、体育、宗教四大领域,引入传记式研究法和自然实验法,尝试搭建一套评判领导者真实影响力的科学分析体系。通过对比同时代竞争者判断领导者的不可替代性,并借助领导者遇刺、离职、重病等重要事件量化个体作用。在全书的丰富案例中,戴蒙德剖析了希特勒、塞雷茨・卡马、蕾切尔・卡森、乔布斯、约翰・伍登、约瑟夫·史密斯等典型人物。既有小国开国领袖扭转国运、科普作家撬动保变革的正面案例,也有独裁者制造浩劫、新兴宗教兴衰的反面样本。戴蒙德结合田野调查、学术数据与海量史实,辨析两种核心变量:一是领导者的自主决策空间,二是时代、资源、地缘等客观环境,将“英雄还是时势”的价值判断问题,具体化为领导者究竟在何种时空、何种制度下,才能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可量化检验的问题。在梳理两种史观的过程中,戴蒙德帮助我们厘清个体天赋与时代机遇的主次关系,打破大众神化领导者或对个人禀赋全盘否定的两种端认知。
中文版荐序一 何时靠人,何时靠制度?中文版荐序二 英雄与时势
序 言 时势还是英雄:哈姆雷特测试与成吉思汗之谜
一篇 政治领导者
一章 塞雷茨·卡马:非洲的“莎士比亚”
第二章 无声处的巨响:《寂静的春天》何以带来改变
第三章 高光与阴暗:政治领导者的权力之路
第四章 自然实验
第五章 假设领袖遇刺:论领袖更迭的自然实验
第二篇 商业领袖
第六章 石榴与电脑
第七章 当CEO遭遇变故:CEO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
第三篇 体育竞技领导者
第八章 教练的智慧:赛场上的领袖与赛场外的人生导师
第九章 换帅如掷骰:教练的个人作用为什么是有限的
第四篇 宗教领导者
第十章 宗教何以获得影响力:领袖魅力之外,还有什么?
第十一章 一个小教派的世界之路:基督教何以兴起与称霸
后 记 新现象中的新方法
致 谢
延伸阅读材料
贾雷德·戴蒙德,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
他的代表作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时势还是英雄:哈姆雷特测试与成吉思汗之谜1930年3月13日,阿道夫·希特勒坐着他的专车外出,当车刚驶入某个十字路口时,一辆重型卡车突然从道路右侧疾驰而来,径直冲向希特勒所坐的前排右侧座位。眼看两车即将相撞,专车司机与卡车司机先是提速,旋即又猛踩刹车。但卡车还是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希特勒的专车,并将其推过路口后才刹停,专车和车内乘客险些就要被压扁。这场车祸终有惊无险,全员幸存,希特勒与另外两人仅受了些轻伤。劫后余生的希特勒喊道:“都还活着吗?”在短短三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德国总理,继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施大屠杀,致数万人丧生。
或许我们会这样设想,倘若在这次事故中,卡车终碾毁了轿车,杀死了希特勒,那么纳粹大屠杀是否就不会发生,数万条生命是否就可以幸免于难?在许多人看来,希特勒的邪恶特质和为害能力,无人能出其右,少了他,历史的走向然会有所不同。但也有许多人对此持另一种观点:二战的爆发几乎是注定的,这是由一系列现实条件决定的,比如西方列强在一战后订立《凡尔赛和约》,将端严苛的条款强加于德意志民族,而1923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几乎摧毁了德国的中产阶级。至于反犹主义,这种思想在德国早已根深蒂固,远远早于希特勒的宣传鼓吹。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能说希特勒个人改变了历史呢?何以为证?
在这里,我们看似是在讨论二战和纳粹大屠杀,但从这种讨论中浮现出来的问题却是极为普遍的,它广泛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各个领域,这个问题就是个人领袖是否真的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历史学家对此素有争论,并产生了三种相互对立的回答。“伟人史观”就是这三种回答中较为端的一种,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就持有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少数杰出的英雄领袖主导着历史的结局,奥利弗·克伦威尔、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领袖,卡莱尔将自己的观点概括为:“所谓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人的生平史而已。”
相较之下,另一个端的观点则认为,领袖实际受制于外部条件,对事件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就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在他笔下的战争场景里,将军在后方不断地发号施令,但战争的胜负却不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无数的不可控的细节。托尔斯泰将这些领袖比作“历史的奴隶”,认为“他们的一举一动……皆为某种永恒法则所预先决定。”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与苏珊·雷诺兹也曾调侃说:“并非人创造了历史,相反,首先是历史塑造了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对这种观点做过更详细地阐述:“……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则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诸多事实的佐证:每当时代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时,他/她就会出现,比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除了以上两种主张,另有一种相对折衷的观点,这种观点既避免把问题简单化为“领导者能否带来改变”,也避免为自己预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在该观点下,领导者作为个体有时可以带来改变,有时则不能。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在何种情境下有可能带来改变?”这种另类主张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下,一个卓越的个体能够达成某种成就,但能够达成类似成就的个体可能不止一位,当然,不同个体之间实现成就的路径或许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扎克伯格在2004年推出脸书,但在脸书面世前后,从来不乏其他一些创业者,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尝试,创立各类社交媒体网站。因此,没有扎克伯格就没有社交媒体,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扎克伯格是一位独具特质的人物,正是他引导着社交媒体走上了一段区别于其他可能路径的发展进程。
因此,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会在何种情境下带来改变”,我们的讨论会涵盖历史、商业、体育和宗教这四个领域。举例来说,我会追问如下具体问题:政治领袖个体(比如希特勒或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倘若比尔·盖茨或杰夫·贝索斯夭折,计算机革命与数字商务的发展轨迹又会如何演变?如果没有约翰·伍登这位传奇教练,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以下简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否还能称霸全美大学男子篮球赛?假如耶稣不曾存在,并且不曾亲手创立基督教,那么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是否依然会有其他先知站出来,宣称自己获得了神启,创立其他宗教,并使其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规模庞大的宗教?
当然,我们在现实中对领导力问题的探讨远不会局限于上述四类,还包括军事、抗议运动、音乐、艺术、科学等。我们也可以分别提出类似的问题,亚历山大大帝、圣雄甘地、贝多芬、毕加索、达尔文,他们是否带来了改变?或者即便没有这些具体的个体,历史的轨迹也会大抵相同?
我之所以选择同时对这四个领域展开比较研究,而非仅聚焦于其中之一,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量:其一,这四个领域都很有吸引力,其中历史、商业与宗教这三个领域更是其重要。其二,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为了回答某一领域(特别是体育与商业领域)的领导力问题,我发展出了与之对应的思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常常可以用于思考其他领域的领导力问题。后,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领导力问题,但对领导力问题的回应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比较这种异同常常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
本书并非一本讨论“如何成为一名高效领导者”的著作。回应此类问题的研究书籍早已是汗牛充栋。每所商学院也都宣称自己能为有志投身商界的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方案。当然,这个问题在我的书中会作为一个次要议题存在。我们会率先明确在哪些情境下某些领导者确实可以带来改变,明确了具体情境之后,我们才会转而讨论,为什么抓住机遇的人是甲而不是乙。比如基督教,这样一个源起于罗马帝国而后传遍世界的宗教,其创始人为何偏偏是耶稣,而不是“艾赛尼派的公义教师”?但是我并不会在本书中为这一次要议题提供普适性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已有太多书籍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的研究焦点在于揭示机遇本身,而不是那些抓住机遇的特定个人。
从孩童时代起,我就长期思考并尝试去理解“领导者是否带来了改变”或“领导者会在何种情境下带来改变”。之所以会痴迷于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人生以及我身边亲人和朋友的人生,都曾显著且深刻地受到领导者或好或坏的影响。
1937年,我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我的爱人来自一个波兰家庭,他们家是在二战结束后才移居美国的。因此,我的人生始终都沉浸在希特勒所制造的阴霾之中。在希特勒的军队到来前,我在欧洲的亲人,有的成功地逃离了故乡,有的则未能逃脱。那些未能脱身的亲人,一部分命丧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其他地方,其余的人要么在集中营里煎熬,要么四处藏匿,苟延残喘地熬过数个年头,侥幸生还,并在余生中继续承受心理创伤的冲击。等到他们长大成为父母一辈后,这些创伤还会继续影响他们的子女。
但是,自我少年时代起,我对德国音乐、德语的体验,以及与德国人的相处经历,都是我生命中极为珍贵的高光时刻。这些美好的体验又该如何与奥斯威辛的罪行共存呢?倘若没有希特勒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是否仍然会发生?
在我23岁那年,我迁居德国,试图去理解那个孕育了巴赫、歌德与希特勒的世界。我发现,我那些亲密的德国同龄朋友,都曾是希特勒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在美国长大的我得以幸免,但我的朋友却是各有各的不幸:有人成了孤儿,有人痛失手足,有人目睹父亲的房屋被炸毁,还有人在战争年代为躲避轰炸而夜夜露宿桥下。我也曾遇见那些矢口否认大屠杀的德国人,也了解过从党卫军成员到普通德国士兵的所作所为。这些德国人的残暴行径、我亲友的苦难遭遇,是否就是希特勒上台造成的?或者说,即使没有希特勒,“德意志的民族性”(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也终将催生同样的悲剧?
此后,我还到访过其他国家,又亲历了某些邪恶领袖的遗祸。1967年,我在智利住过一段时间,在人们眼中,智利素来是拉丁美洲国家里,民主根基深厚、欧洲化程度深、政局稳定、经济为富庶的一个国家,并且几乎没有军事政变的历史。但是在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颠覆了智利的民选政府,取而代之建立起一个存续16年之久的军事独裁政权。执政期间,皮诺切特动用各类酷刑手段,其惨状之骇人,突破现代历史纪录,难以形诸笔墨。在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皮诺切特会将智利引向何处,造成何种局面,就连皮诺切特身边的将领也无从预见。当然,皮诺切特本人不会自施刑,而是将这些任务交给他的秘密警察,智利境内数以千计的施虐者受雇于他,负责执行其指令。那么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所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究竟应归咎于他本人,还是说,即便没有他,这一切也同样会发生?与智利类似,美国长期以来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美国是否也有可能在某位邪恶领袖的统治下迅速沦为独裁政权呢?
47年前,我开始多次造访印度尼西亚,参与这个国家的国家公园设计工作。而在我次造访该国的12年前,由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政府就策划屠杀了50~100万人,确切数据至今不明。10年前,我与妻子还到访了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曾统治这个国家,它屠杀了全国1/4的人口,柬埔寨的城市居民、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懂外语者、戴眼镜者以及其他所谓的“不良分子”是他们杀害的主要对象。同样的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浮现,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制造的惨案、红色高棉政权策划的柬埔寨大屠杀,这些悲剧的产生是源自苏哈托和波尔布特这类领导者的特殊性,还是说,即便换作其他领导者,同样的悲剧依然会发生?
抛开这些残酷极的例子,仅仅谈论自己的学术生涯,我也能看到领导者对我个人的影响,事实上,许多大学的领导者都曾对我的职业成绩和学术成功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我在剑桥大学生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曾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我为了处理实验样本,就在实验室里用一根橡皮水管放水,放了整整一夜,结果水管在我离开后裂开,大水淹没了位于楼下的实验室,而那间实验室恰好是我导师的岳父(他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第二天清晨,我惴惴不安地被叫到系主任布赖恩·马修斯爵士的办公室。他虽然严厉地斥责了我,却还是允许我继续攻读学位。如果换作另一位系主任,当时的我很可能已经被开除,科学生涯也会就此终结。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我应聘首份教职的时候,彼时的我正准备去应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但有一个紧要的问题使我十分为难: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应聘成功后,每年获准花费数月的时间赴新几内亚做鸟类演化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医学院的院长一般都会断然拒绝这类请求,理由很简单,他们聘请教授是用来培养医学生的,而并非任其远赴他乡去研究鸟类的。但是,时任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广受敬仰的学者——谢尔曼·梅林科夫博士,他也是全美任职时间长的医学院院长。梅林科夫院长回应了我的疑惑,使我一生难忘,他对我说:“贾雷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对你的新几内亚鸟类研究非常感兴趣。”随即他又主动拨给我一笔研究经费,供我每年赴新几内亚考察。这次对话对我的职业生涯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可以兼顾多重学术旨趣。我的学术生涯是幸运的,除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还得到了其他一些大学领导者的支持,他们本可以漠视或阻拦我,却还是选择对我施以援手。
如此种种,使我长期以来始终对领导力问题保持着兴趣,试图去探究领导者究竟可以产生何种影响。
研究领导力问题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传记研究与自然实验。传记研究是一种传统的方法,也是迄今为止运用广的一种,这种方法一般是研究者先推定一位领导者,并针对这个领导者撰写传记,描述其独特品质,论证这些品质导致了历史的终走向,再断言同时代中无人能取得类似的成就。然而,这种传记研究的方法存在一大难点,即如何能够在现实中一个不落地准确找出有可能替代这个领导者的人选,又如何能够对这些潜在的备选者加以验证,以考察他们能达成何种历史成就呢?
在一些情况下,我可以借助“哈姆雷特测试”这一思考方法来处理这一难题。让我们设想,假如莎士比亚10岁时便死于天花,那么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是否还有其他足以替代莎士比亚的有“竞争性”的剧作家?是否还有人能写出与《哈姆雷特》媲美的剧作?我们应该看到,《哈姆雷特》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处女作,彼时的莎士比亚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剧作经验,也就是说像《哈姆雷特》这样的剧作绝不可能作为一部处女作存在,也绝不可能出自一位无甚创作经验、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事实上,《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38部剧作中的大约第22部,《哈姆雷特》的创作距离莎士比亚的部剧作问世相隔了约十载。在创作《哈姆雷特》之前,莎士比亚早已凭借《罗密欧与朱丽叶》《尤里乌斯·恺撒》等早期杰作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当时,莎士比亚作为伦敦尖剧团的头牌剧作家已享有盛誉长达六年,该剧团还拥有全伦敦好的剧场和优秀的演员。因此,如果我们要去设想另一位有望写出匹敌《哈姆雷特》,能够代替莎翁历史地位的剧作家,那他须是另一位在当时已为公众熟知的、在业界已确立地位的剧作家,而非寂寂无名的成千上万同时代人之中的某一位。
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与莎士比亚同时代且已成名于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究竟有哪些。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其剧作文本也留存至今,可供我们品评。在有这些剧作家中,除莎士比亚以外,公认杰出的三位分别是本·琼森(Ben Jonson)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约翰· 韦伯斯特(John Webster)。但当我们去考察这些剧作家的优秀作品时就会发现,其品质依然远不能与《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亚的其他杰作相提并论。如今,他们的作品鲜有上演。这并不是因为莎士比亚的存在压制了同时代其他人的创作。即使莎士比亚果真夭折,这三位同代人也不可能写出超越莎士比亚的杰作。
因此,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莎士比亚具有一二的才华。我们有理由确信,在伊丽莎白这个时代,没有莎士比亚,就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写出《哈姆雷特》这样的杰作了,之所以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历史中准确地列举那些在剧作领域为数不多的同行竞争者,并且对这些竞争者进行评判。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这项“哈姆雷特测试”同样适用于本书讨论的一些领导者。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像莎士比亚这个案例那样,精确地罗列穷尽全部备选领导者。在与比尔·盖茨同时代的某些美国人当中,在与伊斯兰先知马赫迪同时期的苏丹人之中,以及在与维利·勃兰特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中,往往存在着人数众多但具体数量未知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或许潜在地具备实现同等成就的条件。或许比尔·盖茨、马赫迪以及维利·勃兰特这三位人物,其天赋才能确实远超其他同辈,但也有可能,他们只是恰好占据了天时地利。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无法像分析莎士比亚那样去逐一地列举并排除有可能的替代人选。
因此,我们可以用传记研究法(在某些情况下辅以“哈姆雷特测试”)来评估领导者的重要性,这是为人熟知的一种传统研究路径。另一种方法则更为晚近而且知者较少,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实验法”。
后一种方法的灵感来源于化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在实验室里开展的严谨的操控性实验:他们向“实验组”的试管中添加单一物质,同时将另一组作为“对照组”(即留一组试管不添加单一物质,但保证其他条件与“实验组”试管完全保持一致)。比方说,如果我们拥有一台时间机器,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德国历史重演20次,其中10次让希特勒在1930年3月13日的车祸中丧生,另外10次则让他幸免于难,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比较这20种结果,并以高的统计显著性来确定希特勒对德国历史的影响。但是,鉴于我们目前并没有时间机器,这种严格的操控性实验当然是无法实现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现实世界常常自然地为我们创造出许多近似自然科学实验的场景。现代政治领袖中,有数十位遭遇刺杀,其余数百位则至今安然无恙。每年,数以千计的体育教练或遭解雇,或继续留任,或转投他队。每年,成千上万的企业CEO(首席执行官)或离世,或被解雇,或因病住院而离岗多日,或因亲人离世而无心于工作,或是跳槽到其他公司。近几十年里,社会科学家就对这些来自历史、商业和体育领域形形色色的“自然实验”进行分析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一项“自然实验”研究。
事实上,“自然实验”始终是回答诸多科学问题的一或主要方法,这几乎是天文学、地质学、野外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等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共识。天文学家须借助观测和比较来研究恒星,毕竟我们永远无法用控制性的实验去主观地启动或关闭它们。地质学家用观察和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冰川,而不是用实验来使其融化或冻结。野外生物学家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去灭绝特定的鸟类种群,但他们仍可以通过观察与比较来有效获取大量认知,在过去的62年时间里,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所采用的方法也无外乎此。(当然,野外生物学家还需要极富巧思,有时需要为植物和许多动物设计出符合伦理的、非破坏性的操控性野外实验,也可以对昆虫及许多其他生物实施某些合乎伦理的破坏性实验。)
流行病学史上同样存在着一次著名的自然实验,证明了霍乱这一传染病是经水源传播的。1854年的伦敦,霍乱大流行,医生约翰·斯诺观察到,新增病例主要集中于某些特定家庭,这些家庭往往是从布罗德街的一处公共水泵中取水。他据此准确地推断该水源受到了污染,并说服市政官员移除水泵把手,开展了一项操控性实验。水源得到控制后,当地疫情果然迅速消退,斯诺自然实验的结论也由此得到证实。
由此可见,早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应用自然实验之前,这种方法就已经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了。
不过,读者或许会问,有谁会在乎领导者是否带来改变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为何要阅读本书来探讨这个问题呢?答案是,这个问题十分有趣!想读者朋友们已经在生活中的某个情境或多个情境下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我们会觉得领导者的个人生平故事是如此富有魅力,这种兴趣大抵也出于此。
但对领导力问题的追问也存在某些现实考量。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历次选举中都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候选人是否值得我去投票;如果要投,我应该投给谁;我是否应该投入时间和金钱去支持自己看中的候选人。以美国为例,在选民登记环节,即使是总统大选的登记环节,只有约60%的美国人愿意参加投票;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矶,市长选举的投票率甚至只有20%。但反观意大利和印度尼西亚,他们的全国大选投票率始终高达80%~93%。那么,在投票与弃权之间,究竟哪些国家的国民做对了,哪些又做错了呢?倘若某位领导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令国民深恶痛绝,是否有人甘愿舍身行刺呢?在历史中,确实有人给出了肯定回答,付诸实施,并终为此付出生命。这个人可以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在1944年7月20日策划刺杀希特勒并险些成功,这个人还可以是卡尔·韦斯,他在1935年9月10日成功刺杀了美国一一名“准独裁者”——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兼前州长休伊·朗。
无独有偶,在商业领域,人们也经常追问CEO的个人作用究竟如何。美国的许多CEO每年领着天价薪酬,并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因为他们个人具备为公司创造财富的独有才能。董事会以及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当然需要对他们的这种说法加以评估。若理由属实,那么一家年利润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给其CEO支付“区区”数亿美元的薪资与奖金,便无可厚非了。反过来,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公司则应当从众多其他能力相当的潜在CEO人选中另聘贤能,并且会将薪酬砍至数十万美元。当公司业绩不佳时,董事会是否应该解聘现任CEO?还是说,面对同样困境,即便新任CEO接管,或许其依然只会表现平平?如果你是一位志在得、渴望带来改变的青年执行官,你或许也会思考应该在何种商业领域或具体在哪个国家施展自身的能力,从而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实现事业的腾飞?(补充一点:在后续分析中,我将会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些事实:选择担任一家香水公司的CEO,会比执掌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更易施展拳脚;在美国担任CEO,也比在欧洲或日本更易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体育球队的板、美国高校的校长及其体育主管,也会面临类似的权衡:应当为教练支付多少薪酬才算合理?若教练带队成绩不佳,是否应当将其解雇?正如商界会对CEO的天价薪资问题争论不休,美国高校内部也时常会争论球队教练的薪资问题:橄榄球教练的薪酬是否真的应该是校长薪资的10倍(我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目前正是如此)。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接连解雇了多位男子篮球教练与橄榄球教练,原因是该校球队的战绩不尽人意。为此,校方耗资数万美元来支付巨额解约金,以提前结束与这些教练的未届满合同,可随后又发现新继任的教练往往不能带来多大改观。但有些时候,新上任的教练确实能带来更好的战绩。那么,球队成绩好,究竟是因为新教练的能力较以往更强,因此理应收获赞誉和高薪,还是说,成绩好只是源于一些与教练本身无关的偶然因素?对此,我又能为我校的校长,为其他高校和球队板提供何种建议呢?
在宗教领域,不同教派常常以其先知蒙受神启为信仰的根基,例如基督教科学派信奉玛丽·贝克·埃迪所得到的启示,而摩门教则追随约瑟夫·史密斯所承之神谕。但是在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中间,或是存在于其他不同时空的人中间,同样有许多其他人宣称自己获得了神启,但他们大多未能建立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我们该如何理解摩门教的成功?我们不应只是将这种成功理解为约瑟夫·史密斯本人的神启主张有多么正确,以至于它能超越其他19世纪在美先知的说辞,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这种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布里格姆·扬的组织才能,抑或说它源自美国在彼时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对于玛丽·贝克·埃迪,类似的疑问也是存在的。
对领导者个人作用的争论,不仅存在于当下,也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屡屡出现。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人们往往将他们视作闻名世界的具备一二资质的领导者,而他们都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但为了回应领导力问题,本书选取讨论的来自历史、商业和体育领域的案例,其领导者几乎全是现代人物,他们活跃于我所生活的年代。如此选择的原因在于,现代领导者的生平信息更丰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有更详细的资料可考,相比之下,关于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及其时代环境的记载则要有限得多。此外,现代领导者及其社会背景也更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当然,宗教领导者是一个例外,本书主要讨论的是19世纪的宗教创立者。这是因为,能够创立世界性宗教的先知本就罕见,而20世纪并未产生这样的例子。反过来看,除少数商界与体育界特例之外,我在本书中所列举的领导者,其事业活跃期均已结束,所以对他们的影响可以做盖棺定论。
本书将讨论多位商业领袖与19世纪的宗教领袖,其中美国人的占比相当大。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在于,相比于其他国家,现代美国为商业和宗教领袖确实提供了更多的成功机遇,我也会在后文讲述这一点。我还会用较长的篇幅来分析一位体育领袖,他来自我工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这样一个选择,既是因为我个人对他较为熟悉,也是因为他是美国现代体育史上公认的杰出的教练。不过,由于样本明显更偏重于美国的案例,我们所得出的结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国家,这还有待观察。为此,我也会在书中引用一些已有的证据,来说明政治、商业和宗教领导者的影响力在不同国家确实存在差异。
回到初的问题,知名领导者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否只是因为他们恰好出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呢?针对这个问题,直到近期我们才从一个案例中得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个案例中的主角,是人类历上伟大的征服者,他的战功使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黯然失色。早在枪炮问世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就不断侵扰并一度征服了与之邻近的中国、印度、中东以及部分欧洲地区。在这些游牧帝国中,存在一个规模为庞大,同时又是世界历史上疆域为广阔的陆地帝国,这便是由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公元13世纪所建立的帝国。成吉思汗无疑是一位军事与行政天才。但需要看到,还存在其他一些草原领袖,比如匈王阿提拉、匈牙利人阿尔帕德以及突厥人帖木儿,他们同样才智超群。那么,成吉思汗的天才,是否真的远超其前辈与后继者呢?
这倒不尽然!成吉思汗的成功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还需要仰仗充沛的降雨。气候学家近期考察了古老松树的年轮,这项研究帮助我们还原蒙古草原的历史年降水量。研究表明,纵观草原的历史,成吉思汗崛起壮大的那数十年时间,正是草原降水为充分,湿润天气持续久的时期。雨水丰沛,就能够滋养更广袤的草场,牧草繁茂,就能使牛羊加快繁育,有更多的牛羊肉可食,更多的马奶可饮,也能供养更多的战马,抚养更多儿童,日后他们长大成为骑马征战的蒙古儿郎。诚然,成吉思汗或许是同时代蒙古首领中具才干的一位,但倘若他在时间上早出生20年,或是在空间上南移200英里[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他的才能很可能将无从施展。当然,成吉思汗本人对此是浑然不知的(他毕竟不是研究树木年轮的气候学家),但他确实有幸生逢其时其地,并且他又恰好是那个时空背景下能力强、时运佳的人选。
塞雷茨·卡马、马赫迪、比尔·盖茨、耶稣以及其他许多卓越的领导者,他们同样生逢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否不同于成吉思汗,是否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幸运之中呢?很明显,许多领导者并不能预见这一点。塞雷茨·卡马无从知晓,在他成为开国总统数月后,博茨瓦纳境内会发现钻石矿藏。耶稣也无法预见,在他离世1500年后,那些脱胎于罗马帝国(同时也是耶稣本人一生生活的地方)的国家,竟会征服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并随之将他的宗教传遍全球。
但是,另有一些领导者,他们深谙把握时机的重要性。他们选择蛰伏直至察觉到属于他们的时刻已然降临,才果断出手抓住机遇。我们在后文讨论的比尔·盖茨,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曾一再告诉保罗·艾伦,开发个人电脑的时机尚未成熟;直到有一天,他才告诉保罗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新型的英特尔8080高速芯片诞生了,它直接使微型计算机的实用化成为可能。夏尔·戴高乐也能多次认识到时机的关键性,他能为自己两次创造出领导法国的机遇,两次都精准契合他的个人能力;同样,当意识到局势已不再有利时,他又两次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重新审视这种关于时机的抉择。
我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如我一般,感受到这些领导力问题的独有魅力,能够认识到领导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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