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杨燕迪
田可文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结识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见面称他为“老田”，通信（以及后来的电邮、微信等）中就称“老田兄”——感觉总是很亲切。前些天老田来信，邀我为他和自己学生的文集写序。我猜老田之所以想到这个邀约，可能与我们之间长期的老友情谊不无关联。而且，老田教过的学生中有些我也比较熟（如李诗原、王岚、徐艺、曹阳等），甚至有几个后来成了我的博士生（如夏滟洲和杨婧），真可谓“有缘分”。
说起来老田确是我的兄长辈，大我八岁。当年（1983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随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因年纪尚轻，对很多事情特别是学问之道都还在懵懂之中。老田彼时是系里的“进修生”，我们平日有诸多交流，甚至有些时日成天在一起——我们的友情于是自此起步。记得刚入校时，有一次听到介绍说，老田已在学术上小有建树，是《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佛教音乐”这一词条的撰稿人。现在回想，这个业绩在初出茅庐的我看来可算是“高大上”级别了，顿时好生羡慕！到谭先生家上大课，已记不得有多少次是我约老田（或者老田约我）一同步行前往。老田大概觉得我读书还算比较多——尤其是当时出版的外国小说，彼此交流很是畅快。好像老田说起过他喜爱日本的川端康成，而我恰好刚刚读过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篇小说《雪国》，于是便有了一番作为文学爱好者的音乐学子之间的热烈讨论……
对文学的爱好或许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殊时代所有青年学子共同的启蒙精神特征。我想，这种通过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和其他人文艺术领域）使自己具有更广大关切的体验也是我们这代知识人特有的心理结构。正是这种带有80年代启蒙色彩的精神特征和心理结构，使老田的音乐学术和教学理路展现出某种我自认很熟悉的气质（如果学术也可以用“气质”来形容的话）——希望通过音乐，连带起更深远的文化思考和更深刻的人生命题，并试图将其卷入音乐的学术研究与文字写作中。也正因“意气相投”，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一些重要轨迹都与老田有关——他长期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总在向我约稿，而我也将自认不辱这本重要期刊的文稿投寄给老田。而我在《黄钟》2010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文章《音乐批评相关学理问题之我见》曾获得一个重要的科研奖项——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一等奖。在此，应该向老田和《黄钟》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翻阅这本文集，音乐学界的“圈内人”很快会发现，老田及其学生的学术领域覆盖之广和学术兴趣之宽在当今这个愈来愈“专业化”的时代显得非同寻常。全书分“音乐史学理论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音乐家与作品研究”、“乐器学研究”、“音乐出版与音乐史”几个板块，恰当地概括展现出老田和他所指导的学生在音乐学术探索中的努力方向和实际贡献。不妨用横贯中西、打通古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学术成果的性格，而其中所谈论课题的多样性和学术思维的活跃性也着实令人惊异。这样的性格和品质显然离不开老田本人的知识结构和他对学生的用心指导。如老田本人在本文集《自序》中所言，这种“混搭”是某种“有意为之”，其来有自——它植根于老田“最大限度地任由学生发挥自由想象的学术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主动性”。
我曾切身体会到老田指导过的学生所独具的优势和特长。老田曾开玩笑般、又有些骄傲地介绍他曾教过的学生思维之活跃和读书之广泛：“他（她）们简直像大狼狗，我在后面拼命拽都拽不住！”此话不假，至少在后来随我攻读博士的两位“田门学子”——夏滟洲、杨婧——身上，我就能清楚地感到这种“拽不住”的秉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但并不“死读书”；他们立足音乐，但又不仅仅只关注音乐。我常发现很多武汉音乐学院出身的音乐学者和学子，似乎都有一种在学问中敢闯敢拼的冲劲。这似乎也成了“武汉院”的一种传奇，想来与老田这些“武汉院”的资深教授的“传帮带”不无关系。而这正是所谓“学统”和“学缘”在冥冥之中的内在效应吧！
真是时光荏苒！转眼老田也居然到了耳顺之年，而他的学生有的也早已成了教授、专家。回想这三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我们这代年轻人现在也已逐渐品尝到了“沧桑”二字的意味和分量。这本文集或可作为老田在学术上不断前行，他的学生不断成长的见证。值此书出版之际，我愿叩首作揖：祝老田兄长和他的众弟子们——身体康健、学业精进！
是为序。
2015年3月10日写于上海音乐学院
田说（即田可文说，后同）：杨燕迪，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音乐翻译家。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全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全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音乐》副主编、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曾留学英国，并在美国与德国从事过研究。发表著译近三百万字，包括《音乐的人文诠释》、《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文丛”（《歌剧的误会》、《遗憾的聆听》、《何谓懂音乐》）、《音乐学新论》（主编）、《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译著）、《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译著）、《音乐史学原理》（译著）、《作为戏剧的歌剧》（译著）、《古典风格》（译著）等，论域涉及多个专门化领域。曾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等多个荣誉称号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二等奖等多种重要奖项。
自 序
田可文
1984年冬季，我第一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武汉，为的是参加武汉音乐学院（当时称为“湖北艺术专科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关于那场考试，已淡忘得没了太多的印象，只是于1985年上半年顺利地拿到“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同时也得知“湖北艺术专科学院”改成了“武汉音乐学院”，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然而在入学前，我的导师周畅教授调到厦门大学工作，我因学籍跨省无法转移，留在了“武音”。在“武音”读研时，孟文涛教授担任了我的导师，他是位谦谦学者、气度非凡。在随孟文涛教授学习期间，似乎没有正经八百地坐下来进行说教似的上课，而多是在互相谈论一些对学术问题的看法，有时甚至是海阔天空地瞎聊。我经常拿一些自己写的所谓的论文，交孟老师看，孟老师每次都仔细地阅读，并认真地逐字逐句地批改。正是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的思绪自由地延展。我不仅在孟文涛教授那里得到很好的学术启迪，而且他还在1986年主动地与其好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郭乃安研究员联系，推荐我去北京师从郭先生学习。
由于当时武汉音乐学院没有“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师，于是我在1985年下半年入学不久，接受院方教学的安排，负责全院“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好在那时还属于精英教育时期，全院的学生并不多，也使我在负责全院大课教学的同时，并没有太多地影响自己的学习，反倒是通过教学，做到了教学相长。此外，从1986年武汉音乐学院成立起，音乐学系开始招收音乐学本科学生，我也便担任了本科学生的专业个别课。我的第一个名义上的学生是如今声名鹊起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博士，他比同班其他学生要年长一点，是一个独立性和思考能力都非常强的人，进校之前就了解很多音乐学知识，我从他那里倒是学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人情世故与知识。1995年，我第一次担任研究生导师，学生是如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徐艺老师（当然，我只是联合指导小组的三位导师之一，其他导师是童忠良教授与汪申申教授，由于童忠良教授担任院长，汪申申教授1994年调到北京工作，因此其教学指导工作主要由我担任）。我自己担任研究生导师单独招生始于1997年，首届学生是如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王岚副教授与江汉大学艺术学院魏军副教授。自那以后，我每年都招收研究生，开始了音乐学研究生的专业教学。201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李莉教授，她也是我2004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在担任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之职外，我还于2008年受邀作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每年在“广艺”招收研究生，至今已带有七届十八名学生了。另外，作为安徽人的我，还于2013年12月受安徽大学的邀约，从2014年起，在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担任音乐史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首届招收两名研究生，并担任音乐系研究生两门课的教学。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正式成为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老师。开始由我担任学院全部的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后由于汪申申教授调到北京工作，没有了西方音乐史的教师，作为音乐学系主任的我，责无旁贷地负责起全院中国与西方音乐史所有班级的课程，这也就使我成了“万金油”式的人物，同时从事了中国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两个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如果从1985年在研究生阶段已经担任教职算起，直至2015年，我已经在武汉音乐学院整整任教了三十周年。实际上，从我1977年于安徽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在艺校担任教职算起，担任教师的时间就更长了。
在我从事学习与教学活动中，对我学术思想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当属孟文涛教授与郭乃安研究员，他们都是任意由学生自己兴趣来发展自己的研究，他们都只是从方向上引导学生的研究思想与思路的人，最大限度地任由学生发挥自由想象的学术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主动性。我深受两位导师的影响，在后来自己的教学中，也充分调动学生的激情，根据他（她）们的兴趣、爱好与知识结构，来协助他（她）们选择研究的课题，而不是依据我个人的好恶与知识结构来规定其选题。我的这些思想，大家在看到本文集时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课题杂乱地在一起“混搭”。这种看似“混搭”的现象的好处自不待言，其缺点在于这么多学生的研究，形不成一种“合力”，无法导致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总课题。但是，我还是希望不必拘束学生的想象力吧。只是有一点，我常常强调并要求学生在选题和撰写文章时一定要对自己说: 我的中心观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文章必须写成真正的“论文”，而不能成为一篇“说明文”。
本文集是学生们主动提出在2015年5月我六十岁生日到来之际，搞一本有共同意义的“历史见证”。文集包括了我最早的学生李诗原教授的文章，以及历届直至2013级研究生们（可能有遗漏的学生）的文章，而2014级研究生（包括我在安徽大学与广西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们）由于进校不久，还没有写出太多的文章，就没有刊登他（她）们的文章，这里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本文集题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是受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的夏滟洲博士的启发。在此之前，我将书名定为“昨日之前的见证”，意思是所有文章是“昨日之前”历史的“呈现”。夏的启示，突然使我感到一种“清新”的风格出现，“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也体现我与大家共同经历了我国音乐史学发展的三十年，一起走过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也就在昨天早上，我脑海里始终翻卷着不同思绪、难以定夺书名的时刻，突然决定，就它吧！在我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地琢磨那些令人痛苦的音乐学理论问题与名词之余，何不让大家感到一丝“轻松”呢？
本文集的副标题为“田可文与他音乐学的学生们”，限定在我担任“音乐学研究生”导师的范畴之内，因为多年以来，我还担任武汉音乐学院几十位表演专业（声乐、器乐）研究生的“第二导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本来他们也应该属于我的学生范畴，但这样一来人数就太多了，联系毕业或在校学生、整理他们的文章、统一体例，就太困难了，只好放弃。我想，在以后可能的情况下，我来重启这项工作。
本文集没有采用我学生们毕业的先后顺序来“论资排辈”地排列，因为我以为，按照不同文章的选题类型来“分门别类”地体现，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本文集最后用了我于2010年3月28日在博客上写的文章《音乐学，似乎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代“跋”，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我是如何从一个拉琴的人被迫走上音乐学道路的。
本文集在设想、与各地过往学生联系以及书稿编辑的过程中，李莉、王艳、张倩、李成兵、夏炼、李佳佳、张路瑶等同学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智力与财力，而我很多时候是“坐享其成”。
我始终这样认为，如果我的研究生在毕业多年以后，每年无论在发表文章的数量抑或质量上都还超不过我的话，那是我作为一名教师的失职！优秀的教师必当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才是。我衷心地祝福我的学生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尽心尽力地致力于音乐史学的研究，都能成为我国音乐史学方面的专家抑或本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借用我常在学校标语上看到的话语，我改之: 今天你以我为师，明日我以你为荣！当然，毕业后从事其他职业，只要是卓有成效的工作，都应视为“成才”。我常常回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 学生的成才，老师会感到无比地幸福。
2015年1月23日于武汉音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