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文化角度全面解读槟榔，基于大量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还原这一自然之物在人类文化中的多重面孔，并通过其“四起三落”的流行史，反映出历史与社会的变迁。

● 大众熟知的槟榔主要是最近20年兴起的产业化的湘潭槟榔，而实际上槟榔和茶、咖啡一样，根本不是小字辈！嚼食槟榔的历史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之久，玄奘、苏轼、嘉庆皇帝都嚼过槟榔，李白、杨万里、李煜的诗词中都写到过槟榔，《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也有它的出场。

● 如今舆论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槟榔，在“瘾品”之外有着更多历史身份 ：医家的“洗瘴丹”、佛教的供养物、士绅阶层崇尚的“槟榔无柯”形象和民间的定情物……

● 关于槟榔的各种冷知识，满足你的好奇心：槟榔在不同地区有哪些不同的食用方式？嚼槟榔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为何名曲《采槟榔》竟出自不产槟榔的湖南湘潭？为何槟榔作为世界四大成瘾性物质之一，并没有像其他三个“成员”尼古丁、酒精和咖啡因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槟榔在现代为何复兴，在饱受质疑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本书叙述了槟榔这种小小的青色果子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倾倒众生，着重梳理了它在中国两千年来几起几落的流行史，并揭示出其背后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变迁。

青年学者曹雨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人类学视角和社会学调研，再现了槟榔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变历程——它作为一种热带作物，如何从太平洋的南岛文化圈走出来，如何传播到南亚，与佛教文化交融，更重要的是，如何从秦末汉初开始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留下印记。鲜为人知的是，槟榔在“瘾品”之外，还有丰富多面的文化内涵：从两汉时期驱除瘴疠的灵药，到魏晋名士高洁情怀的寄托；既是南北朝时常见的佛教供品，也是岭南男女的定情之物；曾在清朝满洲贵族中风行一时，又在当代的劳动人民中复兴。此外，作者亦深入调查了槟榔在当代社会再次流行的缘由与现状，并探讨了今日饱受争议的槟榔产业未来将何去何从。

序
本书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章 从黑齿国到孔雀王朝和阿拉伯：全球史中的槟榔
   第一节 槟榔的史前史
   第二节 古印度历史中的槟榔
   第三节 西方视野中的槟榔
   第四节 槟榔的名称
第二章 从驱瘴之药到魏晋风流：槟榔进入中国
   第一节 南越奇树（西汉）
   第二节 洗瘴丹（东汉）
   第三节 宾郎的槟榔（吴、西晋）
   第四节 槟榔无柯（东晋）
   第五节 名士风流（南北朝）
   第六节 随士族而逝的槟榔（隋唐）
第三章 八面玲珑的岭南异果：槟榔中的中国文化
 第一节 南药之首
   第二节 佛门清供
   第三节 诗家名物
   第四节 粤闽土风
   第五节 满洲异数
   第六节 槟榔与情爱
第四章 八亿人的沉迷：槟榔在当代的衰与兴
   第一节 被遗忘的成瘾品
   第二节 清末大变局中衰微的小槟榔
   第三节 湘潭人是怎么开始嚼槟榔的
   第四节 从岭南槟榔到湘潭槟榔
   第五节 走出湘潭的槟榔
   第六节 乘着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槟榔
   第七节 槟榔在中国还能流行多久
后 记
文献回顾
注 释
参考文献
附录

曹雨，广州人，历史学博士，人类学博士后，资深“吃货”，好寻访各地美食，从中发现人类文化与生活的多样和精彩。现就职于暨南大学，专研饮食人类学，尤重食物与移民之关系，著有《中国食辣史》。

同样是成瘾物，槟榔的流行度为什么不如咖啡和烟草？一嚼两千年，为什么槟榔会“落脚”在湘潭？于司空见惯处提出新问题，在人所共知中发现真联系，《中国食辣史》作者又写“槟榔流行史”，一如既往的生动有趣，耐人寻味。——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以食为天，食品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大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作为一名“ 吃货 ”，曹雨能把食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也绝对是一件幸事！——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槟榔在其流行区域里的各种文化中，都有一致的男女情爱指向。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岛文化中，在僧伽罗、泰米尔、印地等印度文化中，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文化中，槟榔都是重要的男女定情物和结婚必备礼物。槟榔在中国文化中的定情物地位也并无不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详细介绍了槟榔在岭南婚俗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最早关于婚俗中使用槟榔的记录则见于三国东吴万震记载的“婚族好客，辄先逞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
南唐后主李煜早在《一斛珠• 晓妆初过》中就将槟榔作为情欲的象征物：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阕词写的是李煜与大周后之间的情爱之事，烂嚼红茸一段，把嚼槟榔的女子妩媚风骚的身姿神态描绘得活色生香，可谓是艳绝无双的文字。
关于槟榔在古印度文化中的定情物象征，我们可以从《善见律毗婆沙》中的一段记载一窥究竟：
折林者，男子与女结誓，或以香华槟榔，更相往还饷致言：“以此结亲。”何以故？香华槟榔者，皆从林出，故名折林。若女人答：“饷善，大德饷极香美，我今答后饷，令此大德念我。”比丘闻此已，欲起精出不犯。若因便故出犯罪，又因不出得偷兰遮罪。
《善见律毗婆沙》是从斯里兰卡传来中国的佛教早期律藏经典。此经翻译于南齐永明六年（公元 488 年），原经是巴利文本，成书不晚于公元前 250 年。由此可知古印度男女定情普遍用香花和槟榔二物。这里说的律法是关于僧人欲念及泄精的解释，因为香花、槟榔有定情的喻义，若僧人与女子互相赠送此二物，女子又将这些礼物视作定情物，僧人得知该情况的当下如果马上终止行为，那么即使泄精都不算犯罪；如果僧人知情后仍继续调情，那么即使不泄精也算犯了偷兰遮罪，如果泄精则算犯了最重的波罗夷罪。
佛经中这段记载恰与《红楼梦》中贾琏与尤二姐勾搭的一段文字互成注解：
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怕人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
这里贾琏向尤二姐索要槟榔，很明显是要与尤二姐亲近的意思。尤二姐的回答也是半推半就，她知道槟榔有着定情物的意味，也有心与贾琏勾搭，但又怕贾琏心意不坚定，故而说了句“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 ”，最终还是丢给了贾琏。贾琏得了尤二姐的槟榔，如同得了允可上身的纶音，自然是心花怒放，挑了半块吃剩的槟榔，调情意味更加露骨了。
在这两处文本中，槟榔作为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槟榔何以在诸多文化中具有一致的男女情爱喻义？这种喻义是南岛语族自嚼食槟榔习俗源起时便有的，还是由于槟榔本身有使人发热、解除神经抑制的功效，从而被诸多文化一致赋予的呢？
一件具体的物，若要在文化中产生喻义的映射，一开始通常依赖它本身的物理性质。比如说辣椒和姜，本身具有辣的刺激属性，因此被赋予了果断、勇敢的人格化喻义，再从这个喻义出发，延伸到政治文化的层面，则有了革命、反叛的喻义。槟榔的喻义也是从它本身的物理性质出发的。由于它能够使人发热、兴奋、解除神经抑制，故而对人有了催情的作用，进一步地延伸到文化的层面，便是定情物，便是婚礼中必备的交换礼品，而槟榔的偷情意味也是从定情物延伸而来的。
嚼食槟榔的习俗起源于南岛语族，后来习得这种习俗的古印度人、古中南半岛人和古代中国人，都是通过与南岛语族的接触而获得槟榔的，而他们赋予槟榔的喻义又出奇地一致，因此很有可能南岛语族早已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乎槟榔的礼俗体系，后来得到槟榔的民族，不但获得了这种物本身，还习得了一整套关于槟榔的喻义系统。此外，古代中国、印度、中南半岛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在不断地印证和强化这套关于槟榔的喻义系统，使得这套系统更加固化和强势。比如说前文那段佛经中关于槟榔定情的描述，其影响力便能够广达整个佛教文化圈，从而进一步强化槟榔的文化形象。再比如由中国文化自发阐释出的“槟榔无柯”，象征忠贞不贰，这种喻义是其他流行嚼食槟榔的地方所没有的，进一步地强化了槟榔在婚俗中的地位。
前文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中一段关于槟榔的文字，即汤六爷在逛妓院时大嚼槟榔。从这几处可知，槟榔在岭南以北的地方往往有一种偷情的意味，与岭南地区的槟榔喻义有细微的差别。槟榔在岭南的婚俗中有正式的地位，常被用作定情和订婚的礼物。因此在岭南文化中，槟榔往往伴随着光明正大的男女情爱和婚配之事，并没有偷情的喻义。这种细微的差别，也显示出槟榔的喻义在中国发生的流变。槟榔在岭南以北地区并不是平民可以日常消费的物品，进而导致了槟榔在社会礼俗中的“正式”地位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槟榔作为一种稀罕的物事，被用作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确定，出发于槟榔与情爱的关联，又超越了正式礼俗的边界。
槟榔在岭南婚俗中的“正式”地位体现在它的四次出场：第一次出场是在提亲的时候，男方家将槟榔及其他聘礼送往女方家，俗名“过礼”（岭南）或“ 下定”（江南），正式的名称是纳征；第二次出场是在婚礼上，“凡宾客至，无论长幼，新妇必起立奉槟榔”，这是新妇迎宾的礼节；第三次出场是在婚后一二日内（圆房后），女方家人要将一担槟榔送至男方家，名曰“担槟榔”；第四次出场是在新妇第一次归宁的时候，通常在婚后数日内，夫家要准备一担槟榔与新妇一同回娘家酬谢，名曰“酬槟榔”。在东莞，第三次和第四次互赠槟榔时，娘家亲戚和新妇要唱槟榔歌。婚俗中槟榔的四次出场都是以多为好，越多越能体现两家的财富和地位。岭南婚俗中使用槟榔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下至民国初年，盛行了约1 700 年。
在当代越南人的婚礼中，槟榔仍然是必备的礼物，与容媛所记录的民国初年岭南婚俗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在越南婚礼中，槟榔会出场六次，比岭南婚俗中槟榔出现的频次还要高。第一次是定亲的时候，夫家须赠一对耳环、一盘槟榔、一对白蜡烛；第二次是“请期”的时候，须带一串槟榔；第三次是“祭红绳礼”，即祭祀女方祖宗的时候，香案上须摆放槟榔；第四次是婚礼时，证婚人须手捧槟榔，伴郎头顶一盘槟榔；第五次是合卺礼时，新郎须将槟榔一分为二，与新妇各食一半；第六次是回门的时候，新婚夫妇到女方家拜认亲属时，须携槟榔赠人。在岭南和越南的婚礼中，槟榔都是相当正式的必备礼物，是礼节所必须，也是庄重的。
我们将槟榔在中国南北文化中的这种细微差别，放在文化人类学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可以得知某种“关联物”在文化中的地位会根据它的普遍性和可得性而发生变化。当一件“关联物”普遍而易得的时候，它往往能够用于建立较为正式的、常态的社会关系；而当一件“关联物”供应不太稳定的时候，它便会被用于建立一种非正式的、隐秘的社会关系。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大费笔墨描绘的“库拉圈”交换体系：一般性的两种“关联物” —红色贝壳项圈（soulava）和白色贝壳臂镯（mwali）—通常在集体参与的仪式中进行流转，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宝物（vaygu’a）则只在特定的小圈子里流转，有时候还充当给妖怪和神灵的祭物。由此可见在“库拉圈”交换体系中，常见的贝壳礼物具有相当稳定和正式的社会礼俗意义，而比较罕见的珍稀礼物的社会礼俗意义则不太稳定，往往根据具体的场景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