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两个犹太思想流派盛行于公元前1世纪，为首的两位拉比分别是——希勒尔（Hillel）和沙迈（Shammai）。《塔木德经》告诉我们，后者严谨而急躁，脾气火爆，而希勒尔则儒雅又温和。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找沙迈，要求皈依犹太教。他急急忙忙要求道：“让我成为一个犹太教徒吧，条件是：在我单足独立那会儿，你把整部律法教给我。”什么神经病！还不是犹太教徒呢，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放肆！盛怒之下，沙迈用手杖打了那人，把他赶出家门。陌生人若无其事，接着去找希勒尔，去他那里试试运气。希勒尔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在那个想要成为犹太教徒的傲慢之徒单足站立那会儿，拉比宣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整部律法，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钻研吧。”
我干吗要讲这个故事？好吧，经济学也一样：人们宁愿多多益善，但拥有的越多，赋予每个新增单位的价值就越少。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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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喜欢多多益善，但喜欢的程度却依次递减，古希腊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许多年之后，18世纪，当时在俄国圣彼得堡教书的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利用这一知识，对堂兄尼古拉（Nikolaus）提出的一个赌博问题给出了解法，他和他的数学家同行加布里尔·克拉默（Gabriel Cramer）——分别——提出的这个巧妙解法，恰好就是基于下面这个事实：“财富的效用”（亦即其享受）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毕竟，多加一块钱，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提供的效用，比为一个百万富翁提供的更多。
对这些数学家来说，“圣彼得堡悖论”所代表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关于碰运气游戏的有趣问题；他们没有从中引申出数学难题与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18世纪的经济学主要涉及偶然的观察结论。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通过描述一家针厂的工作，引入了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的概念。早年的经济学家也提出经济模型。然而，除了算术的说明和实例之外，他们的工作主要由词语组成：描述他们的观察，讲述趣闻逸事，并解释他们的结论。
因此，比起（比方说）物理学、医学或化学来，经济学曾经不被视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至少在数学进场之前是这样。这门学科只是在数学模型被发展出来之后才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这些模型提出如何优化某个东西，诸如财富、利润，或金钱的效用什么的。这事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发生，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利用数学的方法和工具。（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1895年创立诺贝尔奖时，经济学并不在授奖的科学之列。）
正是在这里，伯努利家族再次掺和进来了。除了提出圣彼得堡悖论的解法之外，丹尼尔·伯努利及其杰出科学家族的另外几个成员都是微积分应用的先驱，这一数学技术是艾萨克·牛顿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为了研究物理目标的连续改变（例如行星和移动物体的路径）而发展出来的。在19世纪晚期，有三位彼此独立工作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瑞士的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开始把微积分应用于经济学。由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了，这门学科的一个成果丰硕时期也随之而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数学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最终，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与数学科学的研究几乎无法区分。经济学几乎成了纯数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晚期，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情况再次改变。大约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门学科采用了一条更具行为导向的路径。因此，在过去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目标变成了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这门学科也就更多地依靠心理学，而不是数学。（也就是说，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授予这个奖项完全因为数学理论，但后来，因非数学模型而授奖变得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