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   [德]安斯加尔·纽宁  主编

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李恭忠 李霞 译

ISBN 978-7-305-21185-0

定价： 128元

出版时间： 2021年2月

上架建议：文化、记忆研究

编辑推荐

★首次在一本书中展现了“文化记忆研究指南”这一跨学科的国际性领域。

★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阿斯特莉特·埃尔……记忆研究领域的41位一流学者。

★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神学、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跨学科方法的汇集。

★个人记忆、群体和家庭记忆、民族记忆、记忆媒介、跨国性记忆之场……文化记忆研究基础概念的全面呈现。

内容简介

       这本指南首次在一本书中展现了“文化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的国际性领域，其中由国际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文化记忆研究关键概念的独特概述。这本指南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记录了当前的研究，而且是一个汇集社会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神学、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之方法的论坛。

      正如本指南所定义的那样，“文化记忆研究”是在20世纪初随着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而产生的。近二十年来，在各个国家和相关学科兴起了一股该领域的研究热潮，对“文化”和“记忆”的关系探寻也由之异彩纷呈，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进路。本指南立基于广义的“文化记忆”，将其理解为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在和过去的相互作用。它呈现了研究社会语境中的个人记忆、群体和家庭记忆、民族记忆、各种记忆媒介的概念，以及一系列新出现的跨国性记忆之场。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德国伍珀塔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史、文化记忆、后殖民研究媒介体理论以及叙事学。与安斯加尔·纽宁共同担任“媒介与文化记忆”丛书联合主编。

 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1996年起担任德国吉森大学教授，在英美文学、记忆文化、叙事学、文学和文化理论等方面著述颇丰。他是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生院和文化研究国际研究生院的创建者，也是国际博士项目“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主任、“记忆文化”协同研究中心成员。

 关于译者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文化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近代中国社会史论》等专著多种，以及《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等译著多种。

   李霞：历史学博士，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欧洲文化史、历史记忆和性别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撰写《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等著作多种，出版《妇女城》《历史社会学手册》《政治思想导读》等译著多种。

精彩书评

 “我确信，没有任何一个关注记忆研究的人，在读完这本内容广博的研究集后，不会收获新知，不会由并非习见的学科视角得到启迪。”

——延斯·布罗克梅尔（Jens Brockmeier），巴黎美国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这本指南在寻找记忆研究所昭示的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时，堪称一个重要的界标——我们会看到，记忆研究已经从早期历史学家寻求理解记忆技术的努力，转变为跨学科学者构思一种新文化科学的抱负。它使我们能够理解，20世纪末的记忆现象如何从特定的学术环境中出发，并在整个进程中集聚动力，在承认其19世纪科学基础的同时，又朝着普遍的记忆理论建构目标前进。”

——帕特里克·H.哈顿（Patrick H. Hutton），美国福蒙特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

图书目录

目录

1文化记忆研究导论 / 阿斯特莉特·埃尔

第一编  记忆之场

23位置记忆——记忆之场 / 皮姆·邓布尔

33意大利的记忆之场 / 马里奥·伊斯能希

45作为记忆之场的“中欧” / 雅克·勒莱德尔

59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记忆之场 / 乌多·黑贝尔

78记忆之场与战争阴影 / 杰伊·温特

第二编  记忆与文化史

97记忆与心态史 / 阿龙·康菲诺

107文化记忆的发明  / 迪特里希·哈特

123经典与档案 / 阿莱达·阿斯曼

137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 / 扬·阿斯曼

150世代/世代性、世代传递与记忆 / 于尔根·罗伊勒克

159文化记忆：欧洲的视角 / 维塔·弗图纳蒂、艾琳娜·兰姆博蒂

第三编  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记忆研究

175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 让克里斯托弗·马塞尔、劳伦特·穆基埃利

187从集体记忆到关于记忆实践和记忆产品的社会学 / 杰弗里·奥立克

202后威权社会里的记忆 / 安德烈亚斯·朗格诺尔

215记忆与政治 / 艾瑞克·梅耶

225社会遗忘：系统论的路径 / 艾琳娜·埃斯波西托

237记忆和回忆：建构主义的路径 / 齐格弗里德·施密特

250保罗·利科“能力自我”理论中的记忆和忘却 / 莫琳·容克肯尼

第四编  心理学的记忆研究

265心理学、叙事与文化记忆：过去和现在 / 于尔根·斯特劳布

283对“文化创伤”概念的异议 / 伍尔夫·康斯坦纳、哈罗德·维恩布克

297体验与记忆：过去当中包含的想象性的未来 / 大卫·米德尔顿、斯蒂文·布朗

312集体记忆的认知分类学 / 大卫·马尼尔、威廉·赫斯特

325语言与记忆：社会和认知的过程 / 杰拉德·埃希特霍夫

341文化记忆与神经科学 / 汉斯·马科维奇

353交往记忆 / 哈罗德·维泽尔

第五编  文学与文化记忆

373文学的记忆性和互文性 / 雷娜特·拉赫曼

385文化记忆与文学经典 / 赫伯特·格拉贝斯

398传记、文化记忆与文学研究 / 马克斯·桑德斯

413记忆的文学再现 / 柏吉特·纽曼

427记忆的机制：介于纪念性和变体之间的文本 / 安·芮格妮

第六编  媒介与文化记忆

441记忆的纹理：关于大屠杀历史的纪念物 / 詹姆斯·杨

454摄影：记忆的外化与痕迹 / 詹斯·鲁查兹

470新闻的记忆工作 / 芭比·塞里泽

483文学、电影与文化记忆的媒介性 / 阿斯特莉特·埃尔

496记忆与媒介文化 / 马丁·兹罗德

508人名索引

535术语索引

539作者简介

精彩文摘

文化记忆研究导论

（阿斯特莉特·埃尔）

一、 构建文化记忆研究的基础概念

文化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艺术、文学、传媒研究、哲学、神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广泛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相关研究在世界多地兴起，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人文学科、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整合在一起。文化记忆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为1980年代以来有关特定民族、社会、宗教和家庭记忆出版物的快速增长，而且体现为一个更新的趋势，即在这一风起云涌的领域内提供该技艺状况的概览和整合不同研究传统的努力。理论性论文选集的出版，比如《集体记忆读本》（Olick et al）、新杂志《记忆研究》，都表明有必要以这一广泛的讨论为聚焦点，去思考这个充满希望但仍显散乱零碎的领域里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参见Olick； Radstone； Erll）。这部指南展现了41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多种多样的跨学科视角致力于该新兴领域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将记忆研究整合为一个更加连贯一致学科的努力的一部分。它决定性地开启了记忆研究的文化和社会视角，并为奠定其概念基础迈出了第一步。

“文化的”（或如你们喜欢用的词，“集体的”“社会的”）记忆当然是一个内涵五花八门的概念，其用法通常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在这把宽泛的术语大伞之下，而今汇集着神话、纪念碑、史学、对话记忆、文化知识形态、神经元网络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职业活动以及结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此后，“文化记忆”便因其内涵的复杂性而引起极大争议（特别是在1925、1941和1950年）。哈布瓦赫的同时代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责他不过是将此概念从个人心理学的层面转换至集体心理学的层面。甚至直到今天，学者们仍在挑战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这个概念，例如，有人声称，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像“神话”“传统”“个人记忆”之类的概念，就没有必要在现有的知识库里增添一个看似新颖实则常常误导他人的词汇（参见Gedi and Elam）。当然，这些批评者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些相对新颖的“记忆”用法的涵盖效力有助于我们理解（有时功能性的，有时类推的，有时比喻的）诸如古代神话之类的现象与现时体验的个人回忆之间的关系，亦使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诸学科可以展开令人振奋的对话。

这部指南基于对文化记忆的一种宽泛理解，暂且将其界定为“社会文化语境中现在和过去的互动”。这样来理解该术语，我们就有可能把广泛的现象谱系纳为文化记忆研究的对象：从社会语境中的个体记忆行为到（家庭、朋友、退伍老兵的）群体记忆，再到带有“被发明的传统”的民族国家记忆，最后到诸如大屠杀、“9·11”之类的众多跨国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同时，文化记忆研究并不局限于赋予过去意义的研究，或者意在通过叙事来践行，或者与身份认同建构携手并行——虽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记忆研究无疑关注的正是这一纽带（有意图的记忆、叙事以及身份认同）。因而，本研究领域仍对无意识、模糊的文化记忆方式保持开放（见本书哈罗德·维泽尔的文章），对诸如视觉、肢体之类与生俱来的非叙事记忆形式保持开放立场.

但是，如果记忆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无所限制（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与记忆有关），那么，我们的新领域跟其他学科有何区别？针对阿龙·康菲诺的观点，我认为文化记忆研究的特征并不在于大量无限可能的主题，而在于其概念，即构想研究主题和接近研究对象的特殊方式。然而，尽管有了二十年紧锣密鼓的研究，文化记忆研究概念工具盒的设计仍在初兴阶段，因为（用康菲诺在本卷中的话来说）记忆研究当前“更多的是在实践，而不是理论化”，即以各自的词汇、方法和传统在不同学科和民族国家学术文化内得到实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审视记忆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从而通过这样的做法跨越智识和语言的边界。

即便粗略检视一下莫里斯·哈布瓦赫以来记忆研究中出现的大量不同术语，都能清楚地显示出那些探求该领域概念基础的研究者面临的挑战：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collective memory），记忆的社会框架（cadres sociaux/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mnemosyne）， 记忆技巧（ars memoriae），位置想象（loci et imagines），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sites of memory），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神话（myth），记忆（memoria），遗产（heritage），纪念仪式（commemoration），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chtnis），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代际性（generationality），后记忆（postmemory）。该清单不胜枚举。

首先，如此丰富的记忆概念表明，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是跨学科的现象。记忆研究不存在独享权威的立场、方法（有关这一点的系统性历史原因，参见本书第二、三编）。文化记忆研究是一个许多学科利用各自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做出贡献的领域。这不仅导致了相关术语的丰富性，而且导致了术语间的相互脱节。同时很清楚的是，文化记忆研究也只有从一开始就基于不同学科的合作才能成功。因此，文化记忆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而且从根本上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项目。许多令人兴奋的合作形式已经促成。的确，文化记忆中最强大、最令人震惊的研究正是基于交叉学科的互动——媒介研究和文化史（阿斯曼夫妇）、历史学和社会学（杰弗里·奥立克）、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哈罗德·维泽尔；汉斯·马科维奇）、认知心理学和历史学（大卫·马尼尔、威廉·赫斯特）以及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杰拉德·埃希特霍夫；均见本书）之间的互动。学科间更密切的对话将有助于揭示记忆和文化之间丰富多彩的交集。然而，这就要求对术语进行细致入微的处理，仔细区别某些概念独特的学科性用法，以及字面的、比喻的和转喻的意思（参见本书第二编）。

二、 搭建文化记忆研究的框架：维度、层面和模式

如果我们想为文化记忆研究搭建一个框架，就不可避免地要着力于概念。下文我将提出一些基本的定义和概念差异，也许有助于避免误解，解决文化记忆研究领域内以及与之有关的某些不时引发的争议。

1. 文化和记忆的维度：物质、社会与心态

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是文化记忆研究最重要、迄今最常使用的概念，早在1920年代就由莫里斯·哈布瓦赫引入相关讨论中，至今仍然争议不断。这部指南以“文化记忆”作为书名，这首先要归因于哈布瓦赫所用术语极具争议的本质，及其引发的对该领域而言诸多全新的错误联系。其次，根据上文给出的定义，“文化记忆”一词所强调的方面，既有记忆的联系，也有社会文化的语境。然而，“文化的”一词并不像伯明翰学派（虽然该学派确实对文化记忆研究有贡献）所认为和应用的那样，指向与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亲近感。相反，我们的文化概念更多根植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德国传统，以及人类学的传统，即文化被界定为一个共同体的独特生活方式，引向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参见Geertz）。

根据人类学和符号学理论，文化可以被视为三维的框架，由社会（人民、社会关系、制度）、物质（人工制品和媒介）和精神（由文化界定的思维方式和心态）三个方面构成（参见Posner）。照此理解，“文化记忆”一词足以担当总括“社会记忆”（社会科学中记忆研究的起点）、“物质或媒介的记忆”（兴趣焦点在于文字和媒体研究）和“心灵或认知记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专门领域）的术语。当然，这一简要的划分仅仅是一个探索性的工具。现实当中，所有这三个维度都参与了文化记忆的制作。因此，超越各种界限就成了文化记忆研究的特征。一些学者考察了物质与社会现象的互动（例如记忆的纪念物和政治学，参见梅耶）。另一些学者检视了物质与心灵现象的交叉互动（比如心态史做出的努力，参见阿龙·康菲诺）。还有些学者研究了认知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正如对话式记忆所做的那样，参见大卫·米德尔顿和斯蒂文·布朗；均见本书）。

2. 记忆的不同层面：个体与社会

重要的认识是，无论“文化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出发点都是一种有效的隐喻。“记忆”（发生在个体大脑中的认知过程）的概念通过隐喻被转移到文化层面。在这一隐喻的意义上，学者们谈到了“民族记忆”“宗教共同体的记忆”，乃至“文学记忆”（根据雷娜特·拉赫曼的看法，这种记忆就是互文性）。文化记忆研究的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关键区别，正是杰弗里·奥力克让我们感兴趣之处，他坚持认为，“这里涉及两种极为不同的文化概念，一种将文化视为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主观的意义范畴，而另一种则将文化视为社会当中客体化的可以公开获得的象征模式”（Olick 336）。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区别文化和记忆的两个交叉层面：一方面是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或者更精确地说，认知的层面；另一方面是社会和媒介的层面。

文化记忆的第一个层面与生物性记忆有关。它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任何记忆都不是纯粹个体性的，相反，它们总是由集体语境所决定的。我们从一起生活的人和使用的媒介那里获得图式，来帮助自己回忆过去、编制新的体验。我们的记忆常常由外在因素引发并由它们决定，比如朋友间的对话、书籍、地点等。简言之，我们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记忆。在这个层面，我们使用的“记忆”一词是指其字面意义，而“文化的”这一定语则是一种转喻，意思是“社会文化的语境及其对记忆的影响”。尤其是在口述史、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对于文化记忆这一术语的理解都以第一个层面为准。

文化记忆的第二个层面是指象征性的秩序、媒介、制度和实践，社会群体藉此建构起一种共享的过去。这里使用的“记忆”是隐喻式的。社会并不会进行字面意义上的记忆；不过，建构一种共享过去的努力跟个体记忆过程非常相似，如根据当下的知识和需要来创造各种版本的过去，其中就包含着固有的选择性和视角。文化史和社会科学已经对集体记忆的第二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此产生了两个最有影响的概念：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以及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

两种形式的文化记忆可以在分析层面区别开来，但在实践性的认知和社会/媒介层面，它们却不断相互作用。并不存在诸如前文化之类的个体记忆，但也不存在脱离个体、仅仅在媒介和制度中得到具身化（embodied）的大写的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正如社会文化的语境塑造了个体记忆那样，一种由媒介和制度再现的“记忆”也必须由个体、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来实现，可以认为他们就像哈布瓦赫所说的那样共享着有关过去的概念。没有这种实现过程，各种纪念碑、仪式和书籍就只是死的存在，无法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

尽管隐喻总是如此，但一些特征能在洞察中获得转化，别的特征则不能。比如说，文化记忆这个概念已经成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族国家的过去与其民族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记忆和认同在个体层面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常识，至少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坚持认为：并不存在诸如本质主义的认同之类的东西，相反，认同需要通过记忆行为来建构和重构，即记住自己是谁、把过去之自我与现在之自我联系起来。文化记忆的概念开启了在集体层面研究这些过程的路径。更成问题的是在创伤研究领域，学者们（随意）将记忆概念移用于个人和社会层面。乌尔夫·康斯坦纳和哈罗德·维恩布克揭示了其中的伦理缺陷，即试图把个体心理跟对过去的媒介和社会再现混为一谈（见本书他们的文章）。

总的来说，文化记忆研究集中关注与社会、媒介和认知相关的过程，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不间断的相互作用。这一事实在本书中的反映，就是各编的内容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学科或者学科群（历史学、社会科学、心理学、文学和媒介研究），它们都擅长于文化记忆的某个特定层面，同时，本书也吸收了尽可能多的跨越学科界限的路径。因此，读者会发现本书各部分所采用的研究路径之间有着大量的交叉联系。

3. 记忆的模式：“如何”去记忆

这篇导言最后要对不同的记忆模式进行区分，旨在直面记忆研究内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另一种激烈争论。哈布瓦赫留下了一个有欠恰当的遗产，即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对立。哈布瓦赫认为历史是抽象的、总体化的、“死亡的”；而记忆则是个别的、有意义的、“活着的”。这种两分法本身就是19世纪历史主义及其异议者的遗产，它被皮埃尔·诺拉采纳并且广为流传，后者还备受争议地将历史和记忆区别开来，并将自己的“记忆之场”定位于二者之间。“历史抑或记忆”的研究通常背负着受情感支配的二元对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有机的就是人为的，不是活着就是死亡，不是自下而上就是自上而下。尽管“文化记忆”已经成为一个姿态万千的术语，但其内涵往往还不如集体性的单数名词“历史”一词那么清楚（参见Koselleck）：到底是选择性的、有意义的记忆，还是模糊费解的全部历史事件？从方法论而言是毫无章法的、与认同有关的记忆，还是科学的、貌似客观中立的历史学？是在小共同体内产生的本真记忆，还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官方历史形象？“历史和/或/作为记忆”这个问题，并不是以文化方式再现过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它是记忆研究中死去的一端，也是其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即“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s，参见本书杰弗里·奥立克的文章）。

我建议消除“历史抑或记忆”这种无用的二元对立，代之以另一个概念，即文化中的不同记忆模式。这一路径源自如下基本观点：过去不是既定的，相反，它必须不断地被再建构、再表现。因此，我们有关过去事件的（个体和集体）记忆能够呈现为相当不同的模样。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何者（事实、数据）被记住，也适用于它如何被记住，即过去所呈现出来的品质和意义。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相同的过去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模式。例如，一场战争可以被记忆为一个神话事件（“作为末世的战争”）、政治史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重大原生灾难”）、一种创伤经历（“战壕纵横、炮弹呼啸、万枪齐发的恐惧感”等等）、家庭史的一部分（“我叔祖参加过的战争”），以及激烈的争端的焦点（“老家伙们、法西斯分子、男人发动的战争”）。神话、宗教记忆、政治史、创伤、家庭记忆和世代记忆，都是提及过去时的不同模式。由此观之，历史也是文化记忆的另一种模式，而史学就是其特殊的中介。这根本不会降低其重要性，也不会贬低历代史学家的价值。自从19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已经发展为最具规范性、最为可靠的建构过去的方法（即便其特有的运作方式受到了福柯和其他学者的合理批评，并且可能需要其他模式加以补充）。

三、 文化记忆研究的谱系和分支：本书的构思

本书的基本安排体现了历史性和系统性，或者说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我们虽然主要聚焦于当前的研究和文化记忆研究的概念，但也提供了有关该领域不同根基的洞见。有关记忆和文化的思想史可以追溯至柏拉图，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则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见本书杰弗里·奥立克、哈罗德·维恩布克、让克里斯托弗·马塞尔和劳伦特·穆基埃利等人的文章）。目前的研究领域建立在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文化记忆研究“新潮流”之上（参见本书阿龙·康菲诺、迪特里希·哈特、维塔·弗图纳蒂和艾琳娜·兰姆博蒂等人的文章）。

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清晰而系统地写出了有关文化记忆的著作。读者如果通读本书，就基本上不会怀疑他的集体记忆研究构成了今天记忆研究的奠基性文本——研究者不管自认为属于哪个学科、哪个国家，都明确接受这一点。哈布瓦赫不仅发明了基本的术语“集体记忆”，他至少还在三个方面对文化记忆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借助“记忆的社会框架”（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这个概念，他清晰地表达了如下观点：个人记忆根本上是由社会文化语境或者框架所决定的，并常由其激发出来。这样，他就指向了文化图式理论和心理学的语境路径。其次，他对家庭记忆和其他私人记忆实践的研究，对口述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他（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一书里）对宗教共同体的记忆的研究，强调了文化记忆的地形学方面，从而预示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的出现；他考察了其记忆可以回溯数千年的共同体，从而为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奠定了基础。

不过，虽然哈布瓦赫的著作根植于法国社会学传统，但记忆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跨学科现象。1900年前后，来自不同学科和国家的学者就对文化与记忆之间的相互交叉现象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柏格森（Henri Bergson）、涂尔干（Emile Durkheim）、莫里斯·哈布瓦赫、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k Bartlett）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亦见本书杰弗里·奥立克的文章。）这些学者有时会批判性地相互借鉴彼此的作品（比如，哈布瓦赫与涂尔干，布洛赫和巴特利特与哈布瓦赫）。但更常见的情形是，这些早期研究相互之间并无关联。早期的记忆研究因而是新兴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几乎同一时间突然出现在不同地方——1980年代“新记忆研究”的兴起，重演了这种过程。

如果说哈布瓦赫是记忆研究领域最容易被记住的奠基者，那么阿比·瓦尔堡或许就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人。这位德籍犹太艺术史家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领域一位早期的活跃代表（参见Gombrich）。他的著名观点是：为了洞察文化记忆的过程，研究者们不应当再坚守学科壁垒（grenzpolizeiliche Befangenheit）。此外，阿比·瓦尔堡还关注了记忆的媒介性。他的作品与其说是明确的理论性概念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为后来学者提供灵感的矿山。在一个名为“Mnemosyne”的大型展览项目（1924—1928）中，他揭示了特定“情感方式”（“pathos formulae”，Pathosformeln，即用于编码情感紧张的符号）如何在不同的艺术作品、时代和国家之间迁移。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和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他使“文化图式”的概念广为人知）立足于社会和认知层面，为文化记忆研究奠定了基础；而阿比·瓦尔堡给今天的研究留下遗产，树立了一个榜样，即如何通过有形客体的层面来趋近文化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瓦赫和其他一些记忆研究者的作品在学者小圈子里激起的兴趣消退了。直到1980年代（在“史学死亡”、叙事转向、人类学转向之后），“集体记忆”先是缓慢地，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为一个时髦的行话，不仅在学术圈，而且在政治舞台、大众媒体和艺术领域颇为流行。“新文化记忆研究”再次成为一个新兴现象，几乎同时发生在许多学科和国家。1980年代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参见本书皮姆·邓布尔的文章），以及阿斯曼夫妇为核心的一批德国研究者的出版物，后者关注古代社会的媒介和记忆（参见本书迪特里希·哈特的文章）。与此同时，在心理学领域，行为科学的和单纯认知的范式，也被人类记忆的社会生态路径以及对话性和叙事性记忆研究取代（参见本书于尔根·斯特劳布以及大卫·米德尔顿和斯蒂文·布朗的文章）。历史和政治的变化成为新记忆研究的催化剂。在纳粹大屠杀的40年后，亲眼看见浩劫的那一代人开始离世，这引发了文化记忆形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失去了活生生的自传式记忆，社会就只能依赖于媒介（例如纪念碑，参见萨拉·杨的文章）来传递体验。创伤和见证问题不仅在大屠杀研究的语境中得到讨论，而且为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所关注（参见本书伍尔夫·康斯坦纳、哈罗德·维恩布克的文章）。尤其晚近以来，全球政治的剧变，如众多共产党国家和威权统治的垮台，将新的记忆现象推向了前台，如“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参见本书安德烈亚斯·朗格诺尔的文章）。更概括地说，当代媒介社会的特征引发了如下假定：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今天的文化记忆也许更加依赖于媒介技术和媒介产品的流通（参见本书艾琳娜·埃斯波西托、安·芮格妮、阿斯特莉特·埃尔、哈罗德·维泽尔、马丁·兹罗德等人的文章）。

这部指南分为六编。为了与学术谱系和各学科分支的双重焦点保持一致，每一编都与文化记忆研究的历史性和系统性方面有关。第一编主要探讨新兴的国际性跨学科记忆研究当中可能最有影响的概念，即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他在同名的多卷本著作（1984—1992）中引入了这个概念，描述了法国“记忆之场”的特征。“记忆之场”的概念很快跨越了国界，在意大利、德国、加拿大、中欧和美国有关记忆之场的著作中被采用。然而，该术语的无所不在无法掩饰如下事实，即“记忆之场”依然是文化记忆研究当中一个最不成熟、有欠理论化的概念。一方面，它非常有助于研究广泛的记忆现象（从字面意义上的“场所”到媒介再现、仪式和共同信念），但正是由于其无限的外延，以至于该术语并没有在概念上定形，从而非常值得学者们开始新一轮的检视（参见本书安·芮格妮的文章）。在本书中，皮姆·邓布尔将“记忆之场”的隐喻根源追溯至古典的记忆术，后者肇始于有关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的神话。西塞罗和昆体良的修辞学论著中则描述了关于位置想象（loci and imagines）的方法，他揭示了皮埃尔·诺拉的概念的法国特征，评价了它的可翻译性，同时还思考了“记忆之场”的比较研究前景。如下文章提供了有关这种记忆之场的比较视角的一些要素：马里奥·伊斯能希考察了意大利的记忆之场；雅克·勒莱德尔将中欧视为记忆之场；乌多·黑贝尔考察了美国文学的、视觉的、表演的、物质的、现实的和跨民族的记忆之场；杰伊·温特则提供了有关20世纪战争纪念的空间场域的比较观点。

第二编呈现了根植于文化史的记忆研究的情况。阿龙·康菲诺揭示了记忆研究与心态史在思想和方法上的相似性，他回溯至年鉴学派之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从而表明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如何出自该传统。然后他批判性地考察了当前的记忆研究以及它给历史学家带来的机会和陷阱。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其作者都是以海德堡大学为基地的跨学科学者群，1980年代以来，他们就在从事文化记忆研究。迪特里希·哈特重新勾勒了这一研究语境中“文化记忆的发明”过程；阿斯曼夫妇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例如他们区分了“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经典”和“档案”；于尔根·罗伊勒克勾画了近期的世代记忆路径，它同样源于1920年代；卡尔·曼海姆的作品位于文化记忆研究的奠基性文本之列，因为世代内部和代际之间的记忆是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形式，随着“世代性”和“传承性”等术语的发展，他的遗产得到了更新。维塔·弗图纳蒂和艾琳娜·兰姆博蒂为本书第二编收尾，她们不仅全面综述了一系列的概念，而且提供了国际性、跨学科的文化记忆研究的实践情况，即它在欧洲主题网络ACUME内的运行状况。

第三编转而关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不同的记忆研究类型。在这里，记忆研究的历史及其倡导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再次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让克里斯托弗·马塞尔和劳伦特·穆基埃利介绍了莫里斯·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作品，他们认为这是“独特类型的现象学的社会学”。杰弗里·奥立克高屋建瓴地勾画了从哈布瓦赫开始一直到当前的“记忆实践和产物的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安德烈亚斯·朗格诺尔和艾瑞克·梅耶的文章则探讨了当代记忆政治中产生的特定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朗格诺尔概述了后威权社会的记忆形式，并对转型正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梅耶发展了有关文化记忆的政策研究视角。艾琳娜·埃斯波西托和齐格弗里德·施密特的文章代表了系统理论和激进建构主义对记忆研究的贡献。埃斯波西托对文化记忆的强有力的另一个侧面进行了理论化处理，即社会遗忘。本编最后是莫琳·容克肯尼的文章，她扼要、批判性地复述了保罗·利科为记忆、遗忘和宽恕研究引入的哲学和诠释学视角。

第四编包含的心理学概念架起了一座桥梁，连接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记忆研究。不同学科（包括神经科学；心理治疗；叙事、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提供了关于文化记忆的各自洞见。于尔根·斯特劳布采用历史的视角，将心理学的记忆研究谱系追溯到19世纪后期，描绘了从那时至今叙事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伍尔夫·康斯坦纳和哈罗德·维恩布克强烈“反对文化创伤这一概念”。他们从心理治疗研究的角度出发，重构和批判了文化记忆研究当中对于创伤概念的各种用法和滥用。大卫·米德尔顿和斯蒂文·布朗的文章从争议性的记忆过程切入，强调了体验与记忆之间的重要联系。大卫·马尼尔和威廉·赫斯特勾勒了他们所说的“集体记忆的认知分类学”，从而揭示了群体记忆如何在个体心灵中得到再现。杰拉德·埃希特霍夫提出了关于语言和记忆关系（这是文化记忆的真正根基）的新的跨学科研究。汉斯·马科维奇介绍了神经科学中的记忆研究，并讨论了社会环境如何形塑个人的大脑。作为本编的圆满结尾，哈罗德·维泽尔提出了他的本质上是跨学科研究的关键概念，它们涵盖了口述史、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

第五和第六编转向文化记忆的物质和媒体维度。第五编的文章再现了文学研究中发现的主要记忆概念（参见Erll and Nünning）。蕾娜·拉赫曼揭示了古代的位置想象（loci imagines）方法如何与文学想象联系在一起，并将她那颇有影响力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描述为“文学的记忆”。赫伯特·格拉贝斯有关文学正典的文章，则将文学与记忆研究的视角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向文学作品的社会选择和评价体系层面。马克斯·桑德斯论“传记”的文章关注那些与文化记忆有极为明显的联系的文学作品：书信、日记、传记、自传、回忆录等。不过，他还表明传记远不止这些品类，实际上我们能在大部分文学性的文本中发现个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柏吉特·纽曼采用叙事学的路径，描述了“记忆模仿”的形式和功能，概述了文学如何表述记忆。安·芮格妮强调了文学作为一种媒介在文化记忆的生产当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她把记忆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虚构性的叙事能够承担一系列不同的功能，比如“中继站”“稳定器”“催化剂”“回忆对象”“校准器”等。

安·芮格妮的论文聚焦于媒介性和记忆，该文已经指向了本书最后一编的关注点，即记忆在媒介文化中的作用。学科的汇聚在这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来自文学研究、历史学、媒介研究、新闻学、传播学的学者们，对关于媒介和文化记忆之间的交叉（当然，这也就是本编的标题）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这些问题构成了记忆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关注点和最大挑战。文化记忆的关键在于媒介概念，因为唯有通过媒介的外化13（从口头演讲到写作、绘画再到因特网的使用），个体记忆、文化知识和各种历史的版本才能被共享。因此，并非偶然，本书先前各编出现的许多论文也可纳入媒介这一编。有关文学的这一编当然也是如此，因为文学也可以被视为文化记忆的一种媒介。本书其他许多文章，比如乌多·黑贝尔、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齐格弗里德·施密特、艾琳娜·埃斯波西托、杰拉德·埃希特霍夫和哈罗德·维泽尔等人的文章，都体现了浓厚的媒介视角的特征——从媒介性的记忆之场到交往技术对社会遗忘的作用，再到作为记忆的基本媒介的语言。

第六编始于詹姆斯·杨的一篇论文，论述了有关大屠杀历史的纪念物，这可能是一种最重要的人为的文化记忆媒介，也是最为错综复杂的媒介。詹斯·鲁查兹审视了相片的双重角色，即它既是记忆的媒介外化形式，又是过去的痕迹。芭比·塞里泽探讨了新闻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她认为新闻尽管高度强调现时性，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记忆实践。我将文学和电影看作文化记忆的中介。本书最后一篇文章由马丁·兹罗德撰写，从更普遍的视角考察了记忆研究如何可能逐渐聚焦于媒介文化。

我们希望把跨学科和跨国界的记忆研究中的许多不同声音汇集到一起，纵览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和关键概念，从而能够为这个新兴领域给出某种界定。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希望，那些像我们一样为“思考记忆”的可能性而着迷的学者们，在阅读本书后能够受到鼓舞，进一步开展精细的、令人兴奋的研究。

（感谢安·芮格妮对本文较早版本的批判性阅读和建设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