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离纽约
按理，这该是我此生最快乐的一天，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点钟，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准时起飞。蓝天无垠，阳光灿烂，用
了一生的等待，我终于踏上去伦敦的旅途。
然而，我对独自出国旅行深感恐慌，何况我是做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外科手术刚出医院的人（我平时就害怕一个人去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我担心迷路），万一有差错，没有人来接机，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尤其是那只借来的猛犸象似的旅行箱，我简直对它束手无策，挪都挪不动，更别说随身携带了。
一年又一年，我盘算去伦敦进行一次朝圣之旅，可到头来总在最后一刻被一些突如其来的急事给搅黄，通常总是经济上的不力。而这一次有所不同，从一开始，似乎就得到上苍的垂顾。
我写了一本名为《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书，它在纽约付梓几个月之后，一位名叫安德烈 · 多伊奇的伦敦出版商把它带去英国出版。他写信告诉我，这本书的伦敦版会在六月推出，希望我去那里为这本书的发行助阵。考虑到他欠我一小笔“预付款”，我回信请他把这笔钱替我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思忖，如果省吃俭用，够我在伦敦逗留三周。
三月，《读者文摘》买下了我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书迷给我的来信的，我有幸用《读者文摘》的支票买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机票和一些价格不菲的衣服。末了，还支付了外科医生的巨额账单。
由于这次手术，好心的捐助从各个地方纷至沓来。我所属的民主党俱乐部没往医院送鲜花，他们送来的是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礼品券。一位刚从伦敦回来的朋友从门下的缝隙塞进一沓英镑，上面贴了标签：“请用于购买戏票。”我的一个兄弟过来看我，给我一百美元“带着去巴黎”，我没有去巴黎的意愿（除了伦敦，我从未想过要去其他哪个城市！），但是，这一百美元倒是实实在在的，意味着我在伦敦可以多待一个星期，外加少许像出租车和美容师这样的零星花销，如此，在经济上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临行前一天晚上，两位朋友为我举行了送别派对。我打点行李劳累了一整天，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所以提前告辞，躺到床上，直到半夜方才入睡。凌晨三点猛然醒来，腹中一阵绞痛，耳畔一个声音在问：“你是怎么回事！独自一人跑去三千英里之外的异国。你甚至还未痊愈！”
我跳下床，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来了杯马提尼，再来两支烟，再回到床上，整个下半夜就在琢磨着发个电报说我不去了。
看门人保罗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排队等候检查护照，一只手拿着外套、围巾、杂志以及一件多余的毛衣，而另一只手不得不提着我的深蓝色新套装裤，自从手术之后，这裤子松了一把，老往下滑。
和事情悬而未决相比，排队站着，心里反而踏实多了。机场工作人员终于放行让我登机，我飞快地滑到靠窗的一个座位上，意识到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可以纹丝不动地坐着，心里美滋滋的。果真，不用自己动手，有人给我拿来三明治和咖啡，又有人为我端来马提尼，末了，又有人来把一切收拾干净。我开始松了口气。
……
